的时候年纪不过四十出头，近视眼已经有千度以上，然而工笔细绘，一丝不苟。于接近完成的那一刻就会开始同我说话：“你看这一幅是什么？”

我会指一指那些纵横交错、不下数十百万繁琐线条说：“头发。”

“还有呢？”家父笑了。

“笤帚扫水。”我说，其实我知道那不是真正的答案，可是这样的回答会逗得他继续笑下去。

他果然笑了，再问：“还像什么？”

“烂锅面。”

“还像什么？”

“毛线。”

这个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直到我再也想像不出一个词，或者一个句子。我从来不让他称心如意地得到那准确的答案。他也从来不告诉我那答案是“等高线”、等温线”、测地线”、接击线”、战线”、运补线”……也许要到了高中或大学以后的某一日、某一时，我无意间再向家父零乱堆叠着各种书籍、地图、测量仪器和赛璐璐投影片的书桌投以匆匆一瞥，才赫然惊觉他其实另外过着一种和我所熟知与臆想者全然不同的生活。那是一个塞满了数字和枯燥乏味的名词的世界。简单地说，他的工作就是将已经发生且结束了的许多次战役重新描述一遍。由于战争必有胜负，是以他可以运用各种文献、遗迹和考古发掘的材料来解释打胜的一方为什么会打胜，而打败的一方又为什么会打败。换言之，他先知道了结果，再重塑出制造了那个结果的原因。对正值叛逆期的我来说，这份工作可说再荒谬不过，因为一切所谓的证据都是在已经预设好结论的情形之下提出的。家父每天出门上班、下班后挑灯伏案，多少年下来，居然就是替已经知道了胜负成败的事涂抹锦上添花和落井下石的理由。在那样怀抱着义愤的情绪下，我转眼便忘记幼年时代踩着矮凳和他胡说嬉闹的情景。

然而，就在老人一帚一帚扫过来、扫过去，却总也扫不净地上那些细小的碎玻璃碴的时刻，我猛然间被帚棕拂刷出来、在转眼之间便干逝的平行线条触动了一下，想起非常遥远非常遥远的儿时，当这个老人正值壮年的岁月，曾经多么谨慎地维护着我对语言符号的想像力—那应该算是我的修辞学启蒙罢？

我抢过去，接下他手里的笤帚和簸箕，继续扫着，老人退开两步，我朝他脚下扫了一记，他又退开两步，我再把笤帚伸远了些，假作不小心扫着了他的脚趾头，他笑起来：“咦—！别闹。”

我也笑了，又扫他一下，趁势问道：“你怎么会问起我和红莲的事？”

一听这话，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