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行为，表面上看是为了节约灯油，称得上是一个环保主义者，而实际上，正是出于对占有物的贪婪，在占有的惯性下被欲望所反制。而葛朗台的吝啬则是为了侍奉他的上帝。他的目标自始至终都非常清晰——为以后在天国占据一个好位置而拼命积累世俗的财富。其逻辑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说，严监生这样的人是属于“前现代的”，他的可笑源于欲望的偶发性迷失，而葛朗台则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实践者和牺牲品。

众所周知，除了利润之外，资本没有其他目的。资本家既然可以将牛奶倒入大海，他们当然也可以劫持政府，干预国家机器。比如，像美国资本家曾经做过的那样，通过故意延后或取消公共交通的建设，迫使消费者购买汽车。当然他们也可以控制言论、媒体和话语，培育并塑造他们认为理想的消费者。这就造成了目前社会中司空见惯的滑稽局面：富人大多以慈善者的面目出现，进而被包装成“救世主”一类的角色，而作为污染祸首的跨国资本和企业，反而成了“环保英雄”。

因此，中国的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文化问题。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那样，对过剩性的追求，或者说对文化的依赖，是人类的天性之一，我们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取消文化，重新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不过，正因为文化无处不在，它不仅为我们的欲望赋予了具体的形式，也为社会建立了复杂的价值系统。当我们展望下一个三十年环境问题的时候，对文化本身，对控制并塑造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话语进行批判性反思，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