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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错了的一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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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白话文学史》书成近七十年后,胡适的意见乃至于诸多考证研究与观念的发明,不该只被看成是“奖掖小说”、“揄扬当代”而已。他所触及的课题倘若不被进一步发现、开展,喜欢读小说、写小说的人恐怕也“永永”不会明白:从施耐庵到吴趼人是如何旁行斜出于韩、柳、欧、苏以迄乎方苞、姚鼐、吴汝纶、林纾之外,而终成豪杰的?甚至,在施耐庵之前,又还有多少即便不是运用“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而写出了小说的豪杰,却始终不获胡适等白话文运动健将之青睐的?又还有多少看起来“原道宗经,法圣师贤”的腐儒古董其实写出了小说,却由于他们自己对小说的轻鄙无知,以及他们所影响的后人亦风从景行地对小说轻鄙无知,乃至于让小说反而沦落成文学之“一种”、文学之“一格”,甚至是白话文学中之“一个项目”?

小说史绑上进化论

20世纪初,受了西方文学史观影响的学者纷纷为中国文学写自己的史,小说既被目为文学之一种、一格、一个项目,也在诸多追本溯源的凿掘之下有了它远发于古的谱系。不过,这些史家泰半预存着某种进化论也是进步论的观点,常在追本溯源之时,设计好一套“后出而转精”的基调。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小说“所从来久矣”;君不见上古神话中许许多多“初民”的生活经验、想像、对自然界的好奇反应与解释,都已经一代又一代口耳刀笔地传述下来了吗?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这些古老的神话、传统仅仅是日后真正的小说的“雏形”;仿佛小说如动植物,有其胚胎期、孕育期、诞生期、成长期、茁壮期、老化期,乃至于死期亦是不期而必将至焉的了。

小说史犹如童谣所唱的那样,“日历,日历,一天撕去一页”,是一桩令我难以想像的事。胡适好用演化论的语词取譬指涉小说的发展,也是一桩令我不安的事。小说之有其史,未必然(甚至必不然)要追随起那套“后出而转精”的进化之说,小说的起源也未必然(甚至必不然)要归返于“较不成熟”的初民远古。小说的出现与发展反而可能是随机的、跳跃的、忽而停滞且退化的、忽而沉寂过千百年漫长的岁月又忽而活泼泼猛浪浪地发了新芽。不同时代的小说家有幸能启示出他对人类处境的新看法,又找到了一个表述此一看法的独特形式,这个小说家便成为小说这门艺术的起源——无论他出生于三千年前或五百年后,无论他是否代表了哪一个“当世”,也无论他“肖与不肖”,更无论他承袭因蹈或旁行斜出于什么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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