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京的途中，还专程前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探望。建国后，原先与周氏过从甚密的人忙于开脱自己犹恐不及，而废名却仍然与他保持往来。在周作人一家难以维持生计时，他还往周家送米送煤。直到现在，周氏的后人谈起此事仍不免动容。一九五二年废名因院系调整离开北大远赴吉林，他与周作人的公开交往亦恐怕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废名的执迷不悟，既有传统的投桃送李、知恩图报的思想在作怪，亦有悲天悯人的佛教影响，当然也与他性格中的天真与固执，甚至狷狂密不可分。

废名的性格虽然内向、孤僻，但决不软弱。沈从文有一个观点，认为废名的趣味只不过是周作人的趣味而已，两个人在写作上用的是“同样的眼，同样的心”。[6]这实际上是对废名的误解。废名与周作人尽管有师生之谊，两人在文学观点上或许也有相近之处，但若说废名只会跟在周氏身后亦步亦趋，却也不太符合事实。废名骨子里有一种孤傲的自信，对周作人未必会言听计从。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周作人对废名由儒入佛，渐入玄道不赞一辞，殊感可惜，而废名对周氏的反应亦“大为失望”，依旧我行我素。废名平常对同乡熊十力的道德文章深为服膺，常常与之坐而论道，偶遇意见不合，竟至互相扭打。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本《阿赖耶识论》，对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加以批驳。

无论是品评人物，议论时事，探讨学术，废名所依据的往往是他口中念念不忘、多少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所谓“道”，而不在乎人物的身份、时尚流俗与学术成规，常常出语惊人。比如他对韩愈、王安石的文章深恶痛绝，认为将《送董邵南序》、《读孟尝君传》选入教材简直是误人子弟；他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怀有敬意，但对胡适的“扬元、白抑温、李”的白话诗论则不以为然，并撰文批评；他对鲁迅的《呐喊》击节赞赏，读之如饥似渴，而对《彷徨》则没有多少好感，对鲁迅某些小说中“做题目”的倾向颇多微词，但对他的散文，尤其是《野草》，则深为叹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废名所发出的声音尽管微弱，所留下的痕迹淡而又淡，但仍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人格的作家和学者。朱光潜先生说他虽少“入世”意态，却不倚门户，淡泊自守，虽一度为“语丝”中人，却与社团纠立冲突甚多的文坛瓜葛最少[7]；卞之琳说他从不趋时媚俗，哗众取宠，从不知投机为何物[[8]]，应当都是十分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