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比谁都更清楚:钱在哪儿,势力也在哪儿。国内最有钱的人,自然不是作官的,就是军阀;对这两类人,他已有了很深的关系,即使不能全听他指挥,可是总不会和他冲突,或妨碍他的事业。其次有钱的是商人,商人有许多地方不如作官的与军阀可靠,但是钱会说话,商人近来也懂得张张嘴,这是值得注意的。商人的钱忽聚忽散,远不如文武大官的势力那么持久稳固,可是每逢大商人一倒,必有些人发财:公司的老板塌台的时候,就是管事人阔起来的时候,这非常的准确。他得分派些人去给大商人作顾问,作经理,好等着机会把钱换了手。再说,商与官本来相通,历来富商都想给子孙在宦途上预备个前程,至少也愿把姑娘们嫁给官宦之家,或读书的人,以便给家庭一些气派与声势。至于那些老派的商人,财力虽不大,可是较比新兴的商人可靠:他们历代相传的作一种生意,如药材,茶叶,粮米等行,字号老,手法稳,有的二三百年,一脉相传,没有突然的猛进,也没有忽然失败到底的危险。这样的商家,在社会上早已打进绅士的阶级,即使财力欠着雄厚,可是字号声望摆在那里,象商会的会长,各种会议中的商界代表,总是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家的子孙能受高等教育,他们家的女子也嫁给有些身分的人。他们不但是个势力,而且是个很持久的势力。在公众事业上,他们的姓名几乎老与官宦军阀名流齐列。焦委员想供给一些青年,备他们的选择,好把他自己的势力与他们的联成一气。
富农,在国内本就不多,现在就更少了。一县中,就是在最富庶的省分里,要想找到一两家衬几十万的就很难了,农已不是发财之道。那在全省里数得着的几家,有的能够上百万之富,虽然还不能和官宦与军阀们相抗,可是已经算麟角凤毛了。不过,就是这等人家,也不是专靠着种地发的财;有的是早年流落在初开辟的都市,象上海与青岛等处,几块钱买到的地皮,慢慢变得值了几千几万,他们便成了财主。有的是用地产作基础,而在都市里另想了发财的方法,所以农村虽然破产,他们还能保持住相当的财富。这些,在名义上还是乡间的富豪,事实上已经住在——至少是家族的一部分——都市里,渐渐变成遥领佃租的地主。“拿”这些人,根本无须到乡间去,而只须在都市抓住他们;即使这些人在都市的事业有了动摇,他们在乡间的房子地亩还不会连根儿烂;所以,在都市里抓住他们,就可以把血脉通到乡间去,慢慢也扎住了根,这是种摘瓜而仍留着秧儿的办法,即使没有多大好处,至少在初秋还能收一拨儿小瓜,腌腌吃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