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给他脖上戴上一个护身香囊才好，可你又一定会不肯答应的。”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好几次小心翼翼地想详细问问他的工作情况、他的健康情况……可是，巴扎罗夫每次的回答都是很不乐意的、漫不经心的。有一次他发现父亲在谈话中有点套他的话，于是他很恼火地对父亲说：

“你为什么好像老是踮起脚尖在我身边转？这种做法比以前的办法更坏！”“好啦，好啦，好啦，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可怜巴巴的华西里·伊凡诺维奇急急忙忙说道。他把话题引到政治方面的努力，也是同样的毫无结果。有一次谈起即将到来的农奴解放问题、进步问题，他希望借此可以激起儿子的同情心，但儿子却只是冷漠地说：“昨天我从篱笆旁边走过时，听到这里农民的孩子已经不唱老歌子了，”却喋喋不休地谈论：“正确的时代就要到来，心儿已经感受到爱了……依你看这就是进步。”

巴扎罗夫偶尔也到村子里去，一边像往常一样取笑逗乐，一边和某个农民交谈。“好啦，”巴扎罗夫对那农民说，“老兄，你给我谈谈你对生活的看法吧。你知道，人们常说，俄罗斯的全部力量和未来都体现在你们的身上呢，还说历史的新时代也从你们那里开始呢，还会由你们发号施令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农民对他的提问或者什么也不回答，或者讲几句下面这类的话：“可我们可以……因为……比如说，看给我们安排的是什么。”“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是你们的米尔[218]？”巴扎罗夫打断他的话说：“莫不是站在三条鱼背上的那个米尔？”

“这个嘛，少爷，土地才是站在三条鱼背上的呢，”这个农民和和气气地解释，他悦耳的声音，带有一点宗法式家长的慈祥。“至于我们的米尔，大家都知道，那是照着老爷们的意志办的，因为你们老爷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老爷惩罚得越厉害，农民越感到亲切。”

听完这类说法，巴扎罗夫有一次轻蔑地耸了耸肩膀，就转身走了。那农民也就慢吞吞地走回家去。

“他说什么来着？”另一位面色阴郁的中年农民问道。他站在自己农舍的门槛上，远远地看着巴扎罗夫同那个农民谈话。“莫不是谈拖欠租税的事吧？”“什么拖欠租税的事呀！我的老兄！”第一位农民回答道。他的声音里已经没有那种悦耳的宗法制的痕迹了，相反的，却流露出某种满不在乎的粗鲁的调子。“对了，他胡说八道了一通，大概是想给发痒的舌头搔搔痒吧。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少爷。难道他会懂得什么东西？”

“他哪里会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