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米兰。他们恳求当地官员采取预防措施，采取当时最公正的、最简单的、最合适的措施，将那些藏起来的、囤积的或埋着的粮食找出来，让大家享用。因此，地方官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固定每件商品的最高价、威胁要惩罚那些拒绝出售粮食的人，还颁布其他一些类似的法令。然而，所有这些预防措施，无论多么有力，都不能减少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也不能在收获季节外产出粮食来。这些预防措施也并不能吸引其他粮食充足的地区将他们的粮食运到米兰。因此，粮食的匮乏继续着，并且事态越来越严重。人们将那样的结果归咎于预防措施的软弱无力，大力宣称应采取更加有力、更加果断的措施。不幸的是，他们心中已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在总督贡扎罗·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离开米兰驻扎在蒙费拉托指挥卡萨莱战役期间，暂由同为西班牙人的安东尼奥·费雷尔大臣代理其职务。安东尼奥·费雷尔明白（谁会不明白呢？）给面包限定一个适当的价格是人们最想看到的事。他认为（这正是他的错误所在）自己的一个命令就足以办成此事。于是他固定了粮食的官价（这里称为商品的价目表），如果谷物的一般售价为三十三拉，那该谷物最高可卖到八十拉。他这样做，就好比是一个年老的女人以为将自己受洗礼时的信仰给改了，自己又能重获新生一样。

那些规定既非不合理也非不公正，只是不切实际，多数情况下都未执行。但是，民众眼见自己的要求总算变成了法律，当然不能忍受这仅仅只是一种形式，于是便仔细观察着这些命令的执行情况。他们即刻跑到了面包铺，要求面包按官价出售。他们的要求是如此坚决，并伴着威胁的语气，仿佛激昂的情绪、力量和法律一起赋予了他们如此姿态。我们也不必再问面包铺老板们是否会接受这一要求。他们将袖子卷得高高的，不停地拿起面团，将其放进烤箱，再将烤好的面包拿出来。至于跑来面包铺的人们，他们隐约觉得自己的行为太暴力而不会持续太久，便纷纷包围着面包铺，享受着他们短暂的好运。每个读者都能想象到，看到面包铺老板比平常更累、更辛苦，却还要赔钱，当时的群众会是多高兴。但是，由于地方官员一方面威胁说要进行惩处，另一方面人们又纠缠不休，面包铺老板要是服务时稍有怠慢他们就会抱怨，还恐吓面包铺老板说要用世界上最严厉的法律来惩处他们。面包铺老板们没有办法，只能埋头苦干，他们不停地和面、烤面包、从炉子里取面包和卖面包。不过，要让面包铺老板们继续这样干下去，单靠严厉的法令以及恐吓他们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