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问题，你问他某道题怎么做，他总是让你回忆一下他在某堂课的某一段的讲解什么的。他经常说，学来的知识是草，思考出来的知识是树，反复强调我们应该在头脑里种树，不要种草。我相信，我们班的同学在他的为期短暂的教导下，在头脑里没有少种树。但那次考试，树也都变成了草，因为太难了，狂风暴雨式的难，所有的人考得都哭丧了脸。大家从教室里出来，在走廊上看标准答案，都傻了，没有一人笑的。

不过，我似乎有了“笑”的机会。因为我是课代表，最后帮老师收卷子，后来又一道回去，在回去的路上，有位副校长突然喊沈老师去做个什么事，沈老师临时把寝室钥匙和试卷一同交给我，让我帮他拿回去。一路上，我都在紧张得不知所措……不用说，我在为什么紧张，老师给了我“笑”的机会，“妙手回春”的机会。试题有30分的选择题，如果想改一下简直是易如反掌。我至今不知道，沈老师这么“大意”是有意在考验我呢，还是出于太信任我对我不设防了，还是他真的是疏忽大意了。总之，老师给了我“机会”，我也没有放弃这个“机会”……当天晚上，沈老师就找到我，以他的方式教训了我，就是：责令我亲自撕毁试卷，并让我独脚站在凳子上，直到摔下来为止。我站了大概有10分钟，他在旁边一句话没说，只是坐在椅子上看书，静静地看书，静得跟地球即将要爆炸似的。我哭，他不准；我认错，他也不准；等我从凳子上摔下来后，他问我有没有摔伤，发现没伤后他冷冷地说现在你可以走了。我哭着不走，他推我走，他说他不需要我的眼泪，让我把眼泪都留给我自己，留存在心里。其实，沈老师批改试卷时，看我得分如此之高：67分，就怀疑我做了手脚，再细致看我的卷面，“回春”之处一目了然，心里也就明白了。

我以为这事情才开始，因为正常的话这肯定要报告给班主任，做行政处理。但多少天过去了，直到后来老师说他要走了，学校也没处理我，似乎也没人知道。老师后来也没再提起这事，连暗示也没有，好像这事不曾发生过似的。只是他走后很多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发自上海同济大学的一封信，最后落名是沈老师，上面这样写道：你那次考试实际得分应该是43分，这本来已是全班最高分，但你的愚蠢让它变成了负分，我希望这是你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封信，我至今还珍藏着。但沈老师在哪里，我至今也不知。

1987年，我曾经专门去上海同济大学找过沈老师，但那时他已经离开学校，据说是去了美国。也就是那一次，我从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