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也是需要用钱去买的，而且大米的价格比面粉的价格高了很多。弥补这一巨大差额的重担自然落到了市政府的头上。但是，十夫长委员会本已接受了这一重任，可就在11月23日当天，他们竟向总督汇报说，市政府确实无法承担起此重担。于是，总督便在12月7日这天，规定了上述大米的价格，每一百五十千克十二里拉。凡要价太高或拒绝出售的人，都将被没收粮食，并处以同等价值的罚款，“还会根据情节的轻重和违反者的情况，按照总督大人的意愿，处以更高的罚金或更高的刑罚，甚至服苦役”。

碾好的大米的价格是在骚乱以前制定的，至于小麦和其他普通谷物的价格，或者套用现代编年史上最有名的术语“最高限价”，可能在其他的法令中已作出了规定，对此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在米兰，面包和面粉因此降到了一个公道的价格，但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附近乡村的百姓蜂拥而来，抢购粮食。贡扎罗，正如他自己所言，为防止事态恶化，迫不得已，于12月15日又颁布了另一道告示，禁止将价值超过二十便士的面包带出城外，违令者没收其面包，同时罚款二十五枚银币；或者，在无力支付罚款的情况下，照惯例，按照总督大人阁下的意旨，判以当众鞭笞两下，甚至更加严重的刑罚。同月22日（很难说得清为什么会这么晚），又颁布了一项关于禁止携带面粉和谷物出城的类似的告示。

群众想通过抢劫和纵火获得富足，而政府却想借苦役和鞭子来达到维持它的目的。这些手段本身倒是很方便，不过，它们距离目标有多远，读者自然清楚；至于说它们实际上起到了何种作用，读者也会很快知道。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况且它又是如此的显而易见。这些莫名其妙的措施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每一项措施都是前一项措施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所有的措施都可追究到最初那项对面包限价的措施，当初对面包制定的价格与按供需关系而形成的实际价格悬殊太大。在民众看来，限定面包价格的做法，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是一种公正的，同时又简单易行的办法。因此，每遇饥荒之年，粮食匮乏，民众便自然而然地期盼这样的措施、祈求这样的措施，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甚至采取行动来强制政府执行这样的措施。随后，这样做造成的后果日益显现出来，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按情理自有必要对其后果进行逐一纠正，便又颁布法令，禁止人们去做前一个法令驱使他们去做的事情。此处，请允许我顺便提及一件十分巧合的趣事。在某个国家，在一个离我们很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