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对立，也没有在精英与大众、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设立非此即彼的选项，甚至也不是通过凸显“声音”的作用而贬抑“文字”。在我看来，南地的真正意图是希望对十八世纪以来的知识生产过程进行严肃的反省。他认为，印度和中国的神话、传说、颂偈和谚语不仅仅是历史的风景，实际上一直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由此，南地先生将话题转入最后一个方面，即空间和时间的关系问题。

他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空间性概念，而这些概念都在不约而同地取消时间的向度。现代主义通过空间来置换时间的修辞学影响深远，但这些丰富复杂的空间细节却没有被充分地历史化。然而，正是在时间意义上，印度、中国、西方漫长的文化和文学实践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价值理念，特别表现在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方面。

南地发言之后，会议的主持人、Almost Island杂志主编莎米斯塔·莫汉蒂女士，特别邀请中方学者李陀先生对南地的发言进行回应。李陀在对南地的即兴发言作了简单的评述之后，立即将话题转入到对“现代主义”的反思领域。从表面上看，李陀的发言另辟蹊径，但他的实际用意，也许是透过“现代主义”这个公案，对南地提出的一系列看法逐一进行回应。所以，两位学者的发言虽各有侧重，实际上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多有交集，互相发明。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中印知识界在文化和文学领域确有诸多接近或相似的看法。李陀回顾了现代主义在西方生成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并着重介绍了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输入性话语在中国的实践，特别是这一实践与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南地对李陀的发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足以证明“现代主义”也是他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可惜限于时间，两位学者之间的对话未能充分展开。

接下来的两天会议，由莎米斯塔和北岛共同主持，仍由来自香港岭南大学的沈双教授担任翻译。虽然大部分印度作家的英语都十分出色，但印度语言状况的复杂程度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据说，印度现在通行的语言就有二十几种之多，有几位印度作家的发言需要通过多重语言的翻译，才能最终抵达汉语。因此翻译的困难、理解上的歧义导致了会议的冗长是显而易见的。

我记得第二天的会议是在室外进行的，轮到诗人欧阳江河发言时，时间已过了正午。这就使得欧阳江河很不幸地将自己置于了某种尴尬的境地：诗人卓越的想象力和雄辩之引人入胜自不待言，但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