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玫瑰、百合在这样的气候里都不好好长，说着就指着一丛玫瑰让我看，花朵果然只有核桃大。我往远处看，问他们那边金黄耀眼的一片是什么，他们飞奔过去，砍了几枝回来，我才看明白它们是“天堂鸟”。准确地说，是“天堂野鸟”，远不及它们在美国和中国的表亲那样肥硕，姿态规范。“天堂野鸟”捆成劈柴似的一大捆，看起来气势磅礴，回家插在近一米高的玻璃筒里，那四射的金黄在沉沉暮气里开了个天窗，把非洲的烈艳的生命注入了老殖民者暗色的梦想。一个淤滞的环境搏动起来，我意识到，花可以挽救多少丑陋啊。
等这一捆“天堂野鸟”败谢（注意：我改变了单位词；不再是“一束花”，而是“一捆花”），我又去了那个植物园。这回是老板娘在当班。老板娘问了我上回买花的价格，也就按同样价格卖了一捆“天堂野鸟”给我。我很纳闷，老板娘怎么会不知道自己花朵的价格。就在这时，我发现两个男孩的表情怪异，但不便问什么，揣揣地离去。下个礼拜再去时，又只剩两个男孩了。他们说头一次卖给我花是破例的，这个园子并没有卖鲜花的业务，原先想瞒着老板娘挣几个小钱，做车马费和午餐费，他们的工资太菲薄了，常常是免吃午餐的，经我无心叛卖，他们私下赚的小钱将被老板娘从工资里扣除不算，还险些砸掉饭碗。我不知如何回答他们。几回来往，我看出植物园基本是没有生意的，也不知老板娘自己的午餐从哪里挣出来。夹在主雇之间，我的同情心灵不知该向着谁，所以我决定不再去那里买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