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来了，从美国的秋天，澳洲的夏天，新加坡的春天，直接回到北京的冬天。结束了十个月的国外生活，或叫它访问、旅行、流浪都可以。

一切都跟着我回来了：创作时固有的生活习惯、生命状态、生物钟点。我的早晨是许多人的半夜。

很冷，暖气要在半小时后才会来。长久以来我就是这么一个地道的笨鸟，除了头一个飞出林子别无指望。第一件事是关掉电话铃，到午饭前，无论火警匪警我都是浑然。我在十几平米的空间踱步，像那种不得不长途跋涉去上班的人，还像一头心事重重、尽量拖延不肯上套的驴。我极怕坐到那把椅子上，极怕拾起那支笔，就像多年前，我摸黑起床，匆忙梳洗，进了练功房却极怕换上舞鞋，极怕把腿搁上把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德行，一旦拾起笔，一旦穿上舞鞋，我就会把自己倾榨到再也写不出一个字，再也抡不动一下腿。

有时会鄙夷地问自己，这样惨淡经营地写出几部长篇小说，是否就很有道理的不孝父母，不理朋友，不收拾房间，不做饭，不听音乐，不去领免费但需排大半天队的军用罐头呢？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该写信了，该洗衣服了，该吃顿像样的饭了。

同时又懊悔得要命：在镜子前多站了几次；晚饭吃掉一小时，因为在会堂与人陷入了一个兴奋的话题；本来只看新闻却顺势看了个挺恶心的电视剧；原想学“托福”结果捧了本英文小说直读到睡觉。精打细算的一天时间全砸了，这个人貌似勤奋刻苦却仍是个浑浑噩噩的东西。每时每刻我都对自己有这样多的不满，搞得本来就孤家寡人的自己都很难与自己相处。

有人曾经跑来对我说：你呀，你知道你怎么回事吗？”他犹豫着，一面判断我是否吃得消他下面的话，“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太想出名！”

“对极了！”我立刻说。这倒使他意外了，使他的话一下子没了揭露性。接着我告诉他我从四岁就醉心功名。那时我的母亲常带我去参加一周一度的诗歌会，那是个云集着小城市大名流的地方。当一个著名诗人上场时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每个人的笑都显得可怜巴巴，每个人明明在捧场却都含着微量的敌意。当时我想，当一个大名人多么好啊，起码比当我父亲这样的中流名人要省力，因为一个中流名人暗里追求成功，明里却得追求淡泊，必须掌握大量哲理，摆出大量姿态，向自己和向别人否定这个追求，最终剩下的精力和时间只够让他位居中流。

一个美国青年对我说：“今天我之所以活着，就是因为明天我有可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