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三个因素导致一个小说家的成功。当然，天分除外。一是父母离异（或早丧），二是家道中落，三是先天体弱。粗粗核实，发现曹雪芹与鲁迅符合后两宗，布朗特三姐妹马马虎虎将三宗都兼擅，其他的，符合任何一宗都合理也都牵强。这类话好比占卦，认真追究，它强词夺理，好歹都诌得圆。正要不屑，突然意识到自己倒恰巧具备这三个因素。成功还没影子，三种不幸却始终鞍前马后跟着我，与我熟得不能再熟。

我从听懂人话，就开始听父母把“离婚”当歌唱。他们都搞艺术，吵架的台词是这样：“你简直像沃伦茨基！”“噢，那你以为你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喽？！”七岁能读书了，我便吃力地辨认出父亲书海中的《安娜·卡列尼娜》。它是个开始，从它，我慢慢走入许多个比父母更不幸、更丰富、更冲突的情感世界。

像别的父母习惯于哭闹的孩子一样，我习惯了哭闹的父母。那时我害着贫血，慢性口腔溃疡，按外婆的话，是个“吃不香、睡不沉的孩子”。这种孩子出去与人捉迷藏、跳绳、踢毽子是不会占优势的。但我很快在另一领域发现了自己的优势，就是讲故事。十岁左右的我已给我的朋友讲述过小仲马的《茶花女》，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在讲述中，我并不忠实于原著，一些细节我记不清了，或我不满意作者对某些人物命运的安排，我便按我的意愿去即兴。比如讲到《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看着珂赛特被她的恋人带走，他与她很长久地对视一眼，一下子明白了潜在他俩之间真正的感情，他们都忍下了眼泪。这是我发挥的。我认为他们之间不止是一种父女情感，还有最伟人的爱情深植于他们，这爱情的纯度与力量正在于毫无可能去实现它；它的诞生就伴同着牺牲。因此，经我叙述的经典小说，都是走样的，在我的有意和无意中，它们变成我自己的版本了。我从不肯老老实实复述一个故事。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便是我创作欲最初的体现。后来“文革”来了，“文革”就是把一切“文”都“革”掉，父母和他的朋友们一夜间成了反动作家，反动文人，反动这，反动那。大家的书被烧了，被抄家抄走了，被封存了。我的故事，走样归走样，毕竟成了我同龄朋友们的书。一天看着几个红卫兵朝我们的父辈作歹，我大声说了句雨果的话：“狼啊，千万别堕落成人！”听过我故事的伙伴们疯子一样笑了。

现在想想我那时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地讲述成年人复杂的故事和情感，我惊异自己的早熟，几乎是个没有童年、童趣、童心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