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一线白牙齿闪着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没得可挑，但说法是纯粹美国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休止符）你现在讲的句句话（休止符）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审讯大致没有进展，我们可以客气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钟。果然，你看，理查·福茨叹了口气。

“好吧，”他说，“你在地铁站认识了安德烈·戴维斯？”

“是的。”我在郊外公路上见到安德烈时，黄昏正在逼近，黄昏十分妩媚，因而阿书的笑容比实际上要妩媚得多。在阿书看，我的姿态、笑容简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网。安德烈的车及时刹在阿书的车后。我看见它是辆七成新的福特，浅蓝色。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北欧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是件深蓝和白色织成的图案，领子一直拉到耳朵。一个年轻的猎人形象，皮肤让雪原辐射成了深色。他问我们的车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帮助。阿书请他帮着看看。年轻的猎人弓下腰，在打开的车前盖里拨弄几下。我注意他浓黑的眉毛不是在纠结而是在痉挛，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觉都抓成一团。然后他抬起头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