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应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这男人把这女人惯使得够呛，惯得她讲究得了不得。安德烈为自己点了煎蛋火腿，鲜榨果汁。

就这些，够了吗？侍应生问。

没办法呀，安德烈对传应生微笑，耸耸肩说：美国的早餐里面，绝大部分的花样她都不喜欢。他笑着转向我：我没说错吧？他再转向侍应生：就算她吃，也只有个小鸟胃口！他出声地笑起来，侍应生也笑笑。他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优雅的手势展开它，铺在我的腿上。我心里懊恼自己的不争气：餐桌上的教养老被我忘得如此干净。

餐布是粉红的，那种不必浆熨就一丝不苟的面料。我双手将它拎起，轻轻按了按嘴唇——这样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张餐桌的女子，才配这枝红玫瑰和一堆饮食上的怪癖。我在飞机上想好的与安德烈分手的话，一句一句退缩。安德烈记着我所有的饮食习惯；我的一切无道理的好恶，都被他当教条来执行。他的两只眼睛是看着他心爱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这样娇纵这孩子的偏食、任性、无理取闹。他为他自己对这孩子无条件的娇纵而骄傲。

安德烈合上菜单，眼睛看着我把它递还给侍应生。侍应生咕哝着：马上就好，请稍等，人已转身走了好几步。

我忽然说：等一等！

侍应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为我不会开口却冒出一句他们的语言，他完全没料到。他说：还要添什么别的吗？

我说：把鲜果沙拉去掉。对不起。

安德烈问：为什么。

我想点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觉得吃不下？

我笑着点点头。真实的原因我当然不能说，对于豪华，也容我有个适应过程。在这个季节吃南美运来的鲜果，我得调整一番肠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块钱。我一小时的劳动价值。

我见安德烈有些怀疑，又有些扫兴，便说：这个季节我很少吃水果。

对一些水果过敏？安德烈严肃地看着我。

啊，有点儿过敏，我说，我目光从他担忧的眼睛下溜过。和食物闹别扭是一种娇贵。我过得起敏吗？只有什么都吃得起的人才过敏。在未来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个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诉朋友：请别给她吃这个，她过敏；请别给她碰那个，她过敏……实在很平常的一个女人，“过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么？安德烈停下优雅的刀叉姿势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