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最沉痛的失败，屠夫们穿行在耶路撒冷，大群的战马窒息了，因为犹太人的血没到了马的鼻孔。从那以后，犹太种族从自己的土地上消失了。五十八万人被屠杀，剩下的人被作为奴隶带出了耶路撒冷。就连耶路撒冷也不再存在，因为哈德良皇帝在地图上抹去了她的名字。所有犹太人的城镇，都从地图上涂抹殆尽。

西摩路静下来，会堂门口只剩下我一个人。音乐响起了，彼得还没有来。希伯来文的诵经声把几条马路和一片天空都震动了。

会堂里的犹太教民是从全世界各地来的，偶尔听彼得说到各国犹太人之间的利益、文化分歧。但这时的会堂里，诵经的声音低沉浑厚，像是低低沸煮的声音，沸煮着无论怎样尖锐的区别和差异，熬得所有分歧都融化，成了一大片；那热烘烘的雄浑频率，震动在含着一场雨的大气层里。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我是个在哪里都融化不了的个体。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里都住不定，到了美国想中国，到了中国也安分不下来。

而寄居在这里的彼得、杰克布、罗恩伯格却不是真正的寄居者。他们定居在这片雄浑的声音里，这片能把他们熔炼成一体的声音。

我站在西摩路这座圣堂前面，一动不动。人能信着什么多好，没有国土也没关系，信仰是他们流动的疆土，嗡嗡的诵读缓缓砌筑，一个城郭圈起来了，不可视，不可触，而正因为它的不可视和不可触，谁也击不溃它。

我一直等到人们从会堂里出来，也没等来彼得。

远处传来手风琴拉的波尔卡。俄国犹太人的家里在举行晚会。俄国人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沉重，也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活泼浪漫。

地上的冰棒纸横着卷动，接着，雨来了。我看见一个人踩着波尔卡的节奏向我跑过来。

彼得气喘吁吁地走到我面前说，他以为我已经走了。假如这么一个妙龄女郎等烦了，走了，那只能是他活该，他对我说。他喘得很厉害，一看就知道是跑了老大一截路，周五的萨巴士时间，这一带的黄包车都给占完了。

我问他是不是临时有病人出了情况。他点了点头，吻着我的太阳穴。雨点加大了分量。

他的嘴唇贴在我的鬓角上，用吻问我：假如你等我等不来，你会怎么样？

我说：你说呢？就像你从来不等我，而我不等自来一样。

你看，跟彼得在一起，我是另一个人。

去哪里？彼得问我。

我说找个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