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法迪犹太阔佬看做人，犹太阔佬又把俄国流亡的犹太人勉强当人看，而所有这些人再把有钱的中国人勉强当人看，把没钱的中国人完全不当人。再来看看中国人。中国人在这里是指上海人。上海人把江北佬、安徽佬，所有外地佬勉强当人看，而把巡捕房的锡克人当“红头阿三”，把欧洲来的犹太难民当“犹太瘪三”。假如中国有个说法是“三教九流”，那么上海是“九教二十七流”。

真正的上海人民族大义比较马虎，却都是和平主义者。“八·一三”一仗打到十一月底，日本人开进来了，真正的上海人便说：这下好了，打也打进来了，就不会再打了，让西洋人来，总不见得不让东洋人来。到了三八年大批犹太瘪三来的时候，上海人夸谁家小姑娘漂亮不说她漂亮，会说：“这个妹妹像煞个小东洋！”

你大概知道，我当时是复旦大学二年级学生，修财会专业。学校内迁重庆的时候，我留在了上海，打算回到我的出生地美国旧金山去继续学业。

告诉你们的这个上海有个最大特征，就是气味。气味可不怎么样。成千上万辆马桶车走出纵横交错的里弄，走过大街小巷，在路面上留下一滴滴浓稠的黄色液体。马桶车向裴伦路的粪码头汇集，如同好东西一样给仔细装上船，顺着臭墨汁一样的苏州河走去。河边挤满乌篷船，所有没钱住陆地的人都在甲板上晃悠悠地吃、住、生、死，在水里晃悠悠地洗涮、饮用、排泄。

什么都不能打扰上海人过他们的上海日子。包括一舱一舱被杀菌药粉撒白了的犹太瘪三。那个时候我怎么会知道，就在我咬牙切齿骂我年轻的继母“典型上海小女人”时，一艘远洋轮的底舱打开了，其中一个叫彼得·寇恩的年轻人成了我这个故事的。

年轻的彼得。二十五岁，看上去更年轻一点，因为瘦弱，谁都能伤害他似的，也因为两只忧伤的六神无主的眼睛，任何时候都在等你现成的主意。发现他其实蛮有主意，是一年多以后的事。那时他的上海经历及难民的崭新身份使他脱胎换骨。那个时代一夜间得到新身份的人太多了。有了崭新身份，不该脱胎换骨地去叛变、出卖或者反抗、牺牲吗？三七年夏天到初冬，日本人兵临城下，中国军人们要与阵地存没与共，突然有了的勇士新身份使他们脱胎换骨，把死看成了另一回事。那时候我和同学们往阵地上送装着糖果和香烟的慰问袋，也是在新人格的支配下，把枪炮流血看成了另一回事。

彼得·寇恩浓黑卷曲的头发上一层白药粉，走出船舱，绝望了：船舱外是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