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的菜卖不出去，老人说上海人吃不惯这种阴沟里都能活、冬天也冻不死的长梗青菜。他和老伴逃难逃到上海，住在一个炸塌的房院里。没有足够的土地种其他东西，只能种最好活的。老人每天挑着两筐菜来，运气好的话他能卖点钱。到了市场落市，他无论如何挑不动剩下的菜走回闸北。大卫的上海话只够他和老人聊这些，关于老人的孩子们怎样了，是活是死，他都没听懂。

老人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大卫，用下巴点一点破烂棉鞋前面蔫头蔫脑的菜，要他全都作礼物收下。大卫若放下几枚零钱，老人便做出一张老虎脸，奓起脏兮兮的胡子。老人的这些礼物给彼得母亲做成各种炖菜，只需薄得透亮的一片黄油，阴沟里都能成活的菜也挺可口。大卫自杀的那天晚上，他仍然带了一篮菜回来，什么异常也没有。

谁都无法猜想，大卫怎样对父母“就会好的，只是暂时的”这类话听够了。或许，他自杀的念头产生得很早。也许在奥地利至意大利的火车上就产生了。他看着他的鸽子一程一程跟着火车飞，便萌发了不如一死的闪念。或者，在他认识一个中国的卖菜老人之后，他才明白他是不可能像中国老人那样忍下去，把日子挨下去的。老人让他明白，他的忍受仅仅是开始，还有多大的余地。人对于忍受原来有如此惊人的潜力。他可不要发掘自己的潜力。老人对他那样笑眯眯地招招手，他想，他不可能笑得出这样的微笑，对所有忍受下来的和将要忍受的如此宽厚不计。

彼得把他弟弟的照片从皮夹子里拿出来，递到我手里，只说了一句话：大卫是服毒死的，为了防止蚊子消灭臭虫，彼得母亲的六六粉储存非常丰厚。他从家里拿了足够的毒药，独自去黄浦江边饮尽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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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条街，就上了茂海路。往北，是东海大戏院，隔壁的咖啡屋兼是餐馆已经开门了，我挽着彼得往那里走。彼得像个乖觉的盲人，任我领路。

我们在附近一个中国人开的早点铺坐下来。

彼得对中国式的犹太面包圈也将就吃得挺好。他告诉我，这家中国餐厅老板人很大方，允许难民们赊饭吃。难民们中偶然也有一两个败类，欠了一串面包圈的账从此没影了。

因为粮价和其他物价飞快上涨，彼得必须做两份工作：在船运公司上大半天班，再去毕勋路的犹太医院上六小时晚班。彼得是住院病房的监护医师，在主治医师下班后，临时处理住院病号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用这两份工资积攒出去美国的船票？彼得呵呵呵地笑了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