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之中、怯于正视其性别（gender）的底细。

好了。我们有了两个左拉：一个勇敢的左拉，一个怯懦的左拉。我们一定还有第三、第四……以迄于无穷个看起来讨喜或讨厌的左拉；他们有的进步，有的反动，有的占住政治正确性的一面，有的则在对立面。于是我们才省悟：有多少种政治，就有多少种持文本向作品展开的语言勒索。这样的语言勒索先验地假设作品中应有一吻合于后世读者所必需的正义。倘若缺乏或不能吻合彼一正义，就是坏作家的坏作品，反之则是好作家的好作品。

左拉的政治与正义

熟悉“德列佛事件”的人应该会注意到：左拉这位小说家并不自外于所谓的政治负担。当绝大部分的法国人力图从普法败战的阴影中重建且维护法国陆军光荣形象的时候，也正是反犹太主义在法国甚嚣尘上的时候。1894年秋，一名犹太裔陆军上尉被判叛国有罪，罪行是预谋向当时的德国出售军事机密。这一宗在多年之后经证实为冤狱的案件所激化的反犹情绪在当时是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而左拉却站在对立面上。他借报纸专栏文章为德列佛辩护（虽然那已经是事件发生三年又四个月之后的事），还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却也因之触犯了新闻法而出庭受审。他在法庭演说中依旧支持德列佛无罪；当然也就意味着侮蔑了军方，羞辱了民气，对抗了几乎整个法兰西共和国。此一事件不足以荣耀小说家左拉的成就，一点儿都不。被判徒刑一年外加三千法郎罚款，但是在宣判当天就偷渡出国的左拉也不会因怯于服刑而玷污了他在小说圈里的殊荣。《我控诉》更不至于为左拉的小说增光添艳；早在左拉三十四岁那年已经由一座泉水澡池中为自己洗亮了小说史上的光环。“我为自己清理前面的道路。”左拉写他自己——但是我们可以把那个“我”字换成“小说”：“因为不可能有别人来为我清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回到那个澡池里去。

在左拉的澡池里

C.爱德琳这位美丽的寡妇二十二岁上死了丈夫，之前曾经验过两个月短暂的婚姻生活，她发誓说：够了。左拉以近乎写故事大纲的手法简略、快速地告诉我们：C.爱德琳厌恶婚姻生活，厌恶男子，尤其厌恶R.沃克塔夫伯爵，可是她再婚了，嫁给这位伯爵了。左拉在做什么？他还没开始说故事就已经把故事说完了。

在这里，左拉先推翻小说的万有引力——那个从开头经过中腰抵达结尾的惯性；他把故事的一头一尾先展列出来，形成一个让读惯了“欲知结局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