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小说的修辞学

发表于1924年12月的《秋夜》是鲁迅散文作品之中经常引起讨论的一篇，细心的读者总有情致去揣摩、推敲它开头的四个句子——而不至嫌厌作者噜苏：“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四个句子倘若出现在30年代以后半个世纪任何一个小学生的作文簿里，都可能被热心批改的老师评为“文句欠简练”，甚或修剪成“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这样的两个句子，乃至于“后园墙外有两株枣树”这样的一个句子。即使鲁迅的文名显赫如此，亦不必显而赫之到一字不可移改的地步；但是，果若我们更动了这四个句子，必欲使之不冗不赘而后已，我们会坐失什么呢？一个热心批改小学生作文、必欲使之简练而后已的老师又会错过什么呢？答案可以简单得令人失望：一旦修剪下来，读者将无法体贴那种站在后园里缓慢转移目光、逐一审视两株枣树的况味。修剪之后的（无论是两个或者一个）句子也将使《秋夜》的首段变成描写“枣树”的准备；然而鲁迅根本没准备描写枣树呢——或者应该这么说：枣树只是鲁迅为了铺陈秋夜天空所伏下的引子，前面那四个“奇怪而冗赘”的句子竟是写来为读者安顿一种缓慢的观察情境，以便进人接下来的五个句子：“这（按：指枣树）上面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

呐喊着诞生

与鲁迅差不多同时代的白话文学作家一方面使用着白话文，一方面也在发现着白话文。在使用白话文的时候，作家意识到这是一种“即将成为”更多人认得并运用的工具；也正因有这样一层意识，作家便筋疲力竭地去“发现”：白话文究竟有多少能力足以表述平凡大众的全面世界。在这个很难截定首尾年月的时期，小说家切断了他们和古代书场说话人的血脉，小说也摆脱了它们从章回说部等传奇故事的传统中所可能蹈袭的叙述模式和技法。所谓“中国古典小说”死了一次，又重新诞生一次——一如它已经死过以及重新诞生过许多次那样。

到了这一回的新生，小说在新语言的洗礼（或咒缚）下并不在意它是否向诗、向散文之类的体制靠拢，它也并不规范出唯一且恒定的叙事目的，它展现了前所未见的活力，得以充分试探早已惯闻《三国》、《水浒》乃至《红楼》的阅读世界。于是，我们居然会读到这样的句子：“什么时代的推移，什么维新，什么革命，只是愚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