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之作那样细读过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顾明道的《荒江女侠》，白羽的《十二金钱镖》，王度庐的《卧虎藏龙》与《铁骑银瓶》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作。但是，这番恭维却“不幸”而预言了20世纪末金庸诸作在华文通俗小说阅读世界里所造成的强大挤压效应。此际何只陈氏（及其信中所提及的杨莲生（联陞）、陈省身、夏济安等三数学者）而已？“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于1998年春在科罗拉多大学闭幕，半年后的台北文坛复推出“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推波助澜，务期使金作、金学得一正典出身，与夫一再经由电影、电视、漫画等其他媒介改编而扩大的原著市场比合而观，金庸的作品非但可称为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集大成者，其书写活动亦且被誉为“在审美内涵上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单维现象（只有‘国家、社会、历史’之维），增添了超验世界（神奇世界）和内自然世界（人性）的维度”（刘再复语），以及“在他手中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独特的白话文，我们甚至不妨称之为‘金氏白话文’”（李陀语）。金庸显然成了他本人未必愿意明白恭维的武林盟主、一个文化现象的核心。关于这一文化现象的种种讨论——无论是文本内在的爬梳衍义，抑或作品外缘的附会参详，无一不是在增加金作、金学的挤压效应，使成“舍金庸而无武，非金庸而何侠？”的“文类黑洞”之势，席卷八荒，包罗万象，从而也才会有“可以断言：不会有超出金庸的武侠小说，因为金庸已成功地完成了武侠小说的现代化实验，其结果是武侠小说的解体”（见杨春时《侠的现代阐释与武侠小说的终结》）这样匆促而悲壮的结论。不过，在黑洞尚未形成之初，那个如彗芒星闪般乍现即逝的小小质疑尚悬而未解——陈世骧先生在私函中拈出旋即又以“掉了两句文学批评的书袋”之言解嘲放过的课题是否应再探究竟？“离奇与松散”难道果真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如何产生的？它的产生若非只能在金庸名下始得彰显，则是否自有渊源？质言云：倘若“离奇的内容”可以和“松散的形式”共生而形成一个美学典范，且非“松散的形式”不足以表现“离奇的内容”，非“离奇的内容”不足以寄托“松散的形式”？那么，这个共生关系的根柢又从何而来？这个话题使我们可以离金庸此一黑洞稍远，略见之前中国武侠小说所延展衍生的一种叙事传统。盖金庸亦尝于答复评者及其某些作品“结构不好”时曾经如此说道：“我写小说，结构是一个弱点，好像Thomas Hardy的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