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个文艺青年。”所谓文艺青年，就是才华洋溢、心智尚未成熟的人的同义词。从而小说回到了范烟桥在《中国小说史》里所慨叹的那样：“惟《汉书·艺文志》云：‘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其来源如此，故中国小说永陷于‘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之列。”即使在极其同情小说处境的梁启超笔下，小说也只合逞其劝善惩恶的感染力，沦为名教人伦的积极参考，为“新国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之张本、小说从来不曾拥有过自己的目的，它在孩子们幽暗阒黑的庭院里失去了身份，也断送了成就一门艺术、成就一种美学的可能。

一个词在时间中的奇遇

在台湾，与我同时代的人往往宁可急切地宣扬小说作为一种附加价值的好处；他们推崇其前辈乡贤的作品，因为那作品“凝聚了反殖民主义的血泪”。他们奖誉某当代作家的作品，因为那作品“表达了对乡土的热爱”。他们鼓励其后生新锐的作品，因为那作品“掌握了时代的脉动”。此一宣扬的基础面是：除非小说能够吻合、表述、拥抱当代论述——而且是那些在时兴的媒体上再三翻炒以显炫其进步调性的论述，否则便不能容身立足。

于是小说展开了它十足异化的附庸旅程。它的本体论从而被完全遗忘。而我要提醒的是：小说的本体论其实多么简单！它是一个词在时间中的奇遇。

一个词，幼儿认识世界的开始。这个词可以是国王，可以是杰克，可以是孙悟空，可以是大鼻象。对于一个词，我们会问的是：“它是什么？”可是一旦经历了时间，我们也许会改问：“那后来呢？”国王离开王宫，杰克把牛换了一袋豆子，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大鼻象飞上天空。一个原本陌生的词在时间里的奇遇除了唤起我们问：“它是什么？”“那后来呢？”之外，还会带来新的问题：“为什么？”虽然，在提出“那后来呢？”以及“为什么？”的时刻，原先的“它是什么？”未必获得解答，但是，解答并非目的，像幼儿一样满怀好奇地认识一整个世界才是目的。那个最初的词，可以是主角，可以是配角，它甚至可以不是角色，它只需负责显现其身为第一块拼图碎片的位置，便足以唤起父亲膝盖上的孩子、幽暗阒黑的庭院里的孩子启动他构筑一整个世界的能力。

少数敏感的人才察觉得到

“风，从远方来到城市，带着不寻常的礼物，但只有少数敏感的人才察觉得到，像有花粉热毛病的，就会因为别处飘来的花粉而打喷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