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看见”了他人的生活。那情景在当下自然是虚拟的，可是正因“众人前去报死讯”是虚拟的，小说家在那个当下便没有被迫近的死亡威胁而屈从；虚拟的“众人前去报死讯”、虚拟的米海尔伤心欲绝……占据了小说家的思绪，将他和真实的临刑处境阻绝。我们不必过度解释或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死亡时多么无惧或无畏，反而得以在他幸免于难之后这段不经意的溯忆之中发现：是一个小说家的视野——虚拟的事件，打开一扇越过死亡的窗口。

我们听惯了文人吹嘘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不亚于生命，以及写作即生活这一类的话。然而，如果小说可被视为一种生活，它就不得不拥有超越一切宰制（道德、风俗、意识形态乃至于诸般凌驾于其上的指导权力）的主体性。1922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三年才出生的俄国作家萨米尔钦在《新俄罗斯散文》中写道：“艺术必须是自律性的，而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狂人、隐遁者、异端者、幻视者、怀疑家、反抗者产生出来。”

扎米亚京（E.I. Zamyatin, 1884－1937）在20世纪初叶参加学生运动，成为反帝俄体制的布尔什维克，也曾遭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近的命运：被捕而后流放。然而，未曾几何，1920年到1921年，他以异端者、怀疑家的角度，写下了《我们》这部小说，却又成为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受难者。《我们》直到1988年才正式解禁出版，前此除了以手抄本形式在前苏联境内流传之外，还有英、法及捷克文等版本。其间，这个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文学人口并不知道：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其实在种种规模上（包括角色、情节、处境以至于关切的课题等等）都有蹈袭此书（或者“向经典致敬”）之嫌。然而，《我们》与《一九八四》这两本书确乎有着极重要的分野。这个分野标记着小说是或不是一种生活。

吻一个丑老太婆的嘴

扎米亚京的《我们》里，描述了“单一国”开发宇宙的“整数号”太空船建造总指挥D-503这个主人翁被异性的启蒙者（诱惑者）I-330带引，进入一个和整个理性化、机械化、数学化、宰制化的国家环境格格不入的世界，也就是保存着自然状态的“古代馆”。甚至还经过“古代馆”的通路，来到“单一国”的围墙（“绿墙”）之外，见识到所谓的大自然。

不言而喻，“单一国”正是二十多年之后出版的《一九八四》里的大洋国，D-503正是《一九八四》里的温斯顿·史密斯，I-330正是茱丽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