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母的身姿）接纳了兽医，以及他的家人。这时满腹似水柔情、不择人皆可爱的欧莲卡又将她的爱全副倾注给兽医那十岁的儿子沙夏。小说的结尾并没有出现另一次死亡或分离，但是更大的悲哀也在这里——读者已确然得知：终其一生都必须为付出感情而活着的欧莲卡时时刻刻都活在即将失去所爱的恐惧之中。

契诃夫曾不止一次地处理“周旋在几个男人之间的女人”（医生）、“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之间挣扎着的女人”（贞操），我们也许可以就这样的作品来推断作者对女人的“谴责”；然而在《可爱的女人》里，毋宁以为契诃夫超越了这个态度，而进入一个更巨大也更令契诃夫向往的主题：执迷。托尔斯泰与契诃夫的差异便在这里。托氏倾向简约、质朴和纯净的道德洁癖使他不能不先据有一个谴责的动机作出发点，所以他也很难不推断契诃夫笔下的欧莲卡那种迅速将前夫抛向遗忘深渊的行径是作者“原本想要谴责”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托氏在自著的《安娜·卡列尼娜》（Anne Karenina, 1873—1877）中清醒地、有技巧地、细腻而繁复地提升了他对女主人翁的“谴责”。这个对婚姻不忠的女人非徒死得比福楼拜笔下的艾玛·包法利更有尊严，也更明确地从“背叛/被背叛”的情戏中挑战和揭发了上流社会虚矫礼教规范的薄弱假面。饶富深意的是安娜卧轨自杀之前最后置身的场景——无礼的列车管理员放进一对故作高尚状、用法语侈言高论的夫妇到安娜的车厢里来。正当安娜开始思索：“我想不出一种可以不痛苦生活的处境。……我们全都是为了受苦而出生；我们都知道这个，却都在想办法欺骗自己。在我们看见了事实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在安娜这么想着的同时，她听见那个装腔作势的可厌妇人说：“就是因此才给了人理性，以便逃避那使他烦恼的事情。”事实上，此刻的安娜根本不需要那妇人的建言，而她却在这句完全不是针对她而说的话中找到了答案，在下一站，她冲下铁道，算准距离，纵身跃入迎面驶来的两截车厢的轮子之间。

刺猬与蛆虫

19世纪70年代晚期，托氏历经了重大的精神危机。在1881年完成的《忏悔录》中，他以“激变”一词来宣示他和他的“圈子——富人和有学问的人的生活”、他的“一切行为、议论、科学、艺术”之决裂。这种决裂是不断持续成瘾的谴责；一旦启动便没完没了，不可收拾。是以到了1898年完成的长篇论文《什么是艺术？》中，他甚至表示：以前他所发表的许多杰作都只是“坏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