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篇长序里他指出：要“乞婆娼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是可笑的。这话自然会引得痛恨八股制艺的五四青年同声一笑。可是，早在胡适写那篇长序之前三十多年执意全以吴语写《海上花列传》的韩子云口中，方言文学非但不是国语文学的一个准备，它恐怕还是当时作为主体语言的北京官话文学对立面上的一个异端。胡适在序中引孙玉声《退醒庐笔记》的材料，明明白白知道韩子云用吴语书写“是有意的主张，有计画的文学革命”，却把这主张、革命收编到国语文学战争的次级部队里去；韩子云明明白白这样说：“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而胡适却在揄扬韩子云的“开山大魄力”，奖掖《海上花列传》是“吴语文学运动的胜利”的同时，导出了“从今以后有各地的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这么一个结论来，后人不禁要问：方言怎么会为国语革命起来？

用眼睛翻译给耳朵

据胡适那篇序文所引的《海上花列传·退醒庐笔记》一条看来，作者孙玉声说他和韩子云萍水相逢于北地，在同乘长途客轮南返的旅程之中，相互交换两人各自未完成的小说稿。韩所撰者即是当时题名为“花国春秋”的《海上花列传》，孙所撰者则是以京语书写的《海上繁华梦》。孙氏还在船上“训练”了韩子云一番，以为吴语限于一隅，“恐阅者不甚了了”，日后果然如孙氏所言，《海上花列传》“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孙玉声其实意不在赞赏韩子云的“绝好笔墨”，而是洋洋自得于他自己的小说畅销：“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于以慨韩君之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晓畅，故不可与《石头记》并论也。”

这段话读之令人生厌不只在孙玉声炫耀他的书畅销，也不只在他以风行论成败，而是他从来不知道：小说作者如韩子云者可以有意识地设定甚至决定他作品的读者。韩子云既没有要为不通晓吴语的客省人写《海上花列传》，这本书也从不是为搞方言文学革命乃至搞国语文学革命而撰成。韩子云所示范的是另一个路子——他让书面语脱卸了标准化（官话化、主体化、大众化、通行化）的要求，而使书写下来的文字可以在特定对象（通晓吴语苏白的读者）面前还原成只有这“一隅之地”的人能“听”且“懂”的乐曲；换言之：《海上花列传》这六十四回的小说是一部描述上海租界烟花嫖客景况的总谱。韩子云何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