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我渐渐意识到要研究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废名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因为废名的整个创作都根植于中国的诗性叙事传统，而且他明确地把诗歌的意境引入小说，在小说的抒情性方面比沈从文和汪曾祺走得更远。对于文学史的作者而言，废名的地位如何尽可见仁见智，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废名长期以来遭受冷落似乎亦在情理之中，但废名将诗歌的表现方式引入小说的尝试，他在文体、叙事方式上所进行的多方面探索，无疑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资源之一。我以为，这一资源的意义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1）废名与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的关系

我以为中国的小说叙事除了史传与笔记小说的传统之外，还有一个诗性的传统。这个传统在中国的小说史上若隐若现，至《红楼梦》终成蔚为大观，五四之后，又得以延续、演变和进一步地发展。废名虽然自称受到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西方作家的影响，但更多的得益于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的陶冶与滋养，如他所喜欢的庄子、陶渊明、庾信和李商隐，无不对他的写作构成重要影响。废名借鉴诗歌的表现手法来丰富自己的叙事方式，他的作品着力于整体性的意境营造，淡化故事；崇尚心灵的溢露，淡化因果关系和戏剧冲突；重视感觉的自然联通，“让字与字、句与句互相生长，有如梦之不可捉摸”[[19]]，轻情节的发展与铺陈。与西方的叙事的因果关系传统相比，一重写意，一重写实，一重模糊混沌，一重具体清晰，一重简洁含蓄，一重繁复与完整。废名在继承中国文化和叙事的特点的同时，他的多少有点极端化的尝试与探索，也丰富了这一传统。

2）废名与现实和时代的关系

废名被认为是李商隐之后，现代能找到的第一个朦胧派（朱光潜语）。废名的作品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既没有典型化的人物处理，也没有对写作材料加以抽象，从而提炼出足以反映“时代精神”的重大主题，他所选择的题材也大都远离当时社会现实的主要矛盾，叙事手法丰富多变，表现形式隐晦深奥，其创作历来被认为置身于社会与现实之外。但是，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不管其选择何种题材，采取何种叙事方式，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个人与特定现实或时代的联系。废名的作品固然很少直接表现社会现实，但仍然与现实本身构成了重要的隐喻和象征关系，他力图将现实生活归入个人心灵的统摄之下，通过记忆与“反刍”从整体上表现社会现实。因此，我认为，废名的作品侧重于表现，而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