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徐常吉如此警告道：“如册籍之造弗慎，则赋役之派弗均，豪强得计，良弱受害。生民之凋疲，国计之亏缩，恒必由之，诚非细故。”

换句话说，黄册失灵，里甲制也会随之无效，当初朱元璋设计的十甲轮值、均摊徭役，也沦为空谈。税赋徭役非但不会减轻，反而会加剧失衡。权贵、豪强、乡绅和贪官污吏运用各种手段，拼命把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甚至还要从中渔利。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这种恶果，其实早就有了苗头。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给事中丘弘就已经在奏疏里指出了这种状况：

“官吏、里书乘造册而取民财，富豪奸滑通贿赂以避重役。以下作上，以亡为存。殊不思民之贫富何常，丁之消长不一。只凭籍册，漫定科差。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

这个“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就是赋役不公平的直接恶果。虽然此份奏疏是成化年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每况愈下。

杨芳在《赋役》里无限怀念洪武皇帝的时代，说当年老百姓“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赋易供，而其民常逸”。可现在呢？各地官衙不时征派，今天正编，明天加编，巧立各种名目。他掰着指头数了数，有纲银、办银、库字、夫甲、廪保、夫役、驿传、兵役、饷费等等，随随便便就举出了十几种名目。

在这种疯狂的掠夺转嫁之下，老百姓只剩下疲于奔命的绝望，大明的流民问题愈演愈烈，根源正在这里。

所以说，后湖黄册库的混乱状况，并不仅仅意味着黄册制度出了问题。它只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是大明身染重疾的标志之一。

黄册制度濒临崩溃，意味着病灶已遍布整个社会的腠理。

偏偏在这些病灶上，还攀附着无数吸血的肥大虫子。病灶越大，它们吸纳得越多，形成一张从上到下、错综复杂的利益网，阻碍血液循环，干扰营养吸收，并让各个器官缓慢衰竭。大明到了中晚期，频频出现半身不遂的迹象，资源调动不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力空前虚弱，都是拜其所赐。

乃至当时有歌谣流传：“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民轻于酷吏。”

到了这会儿，大明已经隐然有亡国之相了。

更有甚者，任何摘除病灶的企图，都会无疾而终，甚至被反噬。

比如在嘉靖十年，鄞县县令黄仁山和奉化县令陈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