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海外的、潜伏下来的都在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虽然大规模的清剿反动封建会道门的运动结束了，但这项工作却一直持续下来，主要是由公安部门来做。

哪怕是在十年特殊时期内，各种会道门此起彼伏的起事都没有中断过。

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红朝对社会控制开始逐步放松，各种一度被打击得消声灭迹的沉渣再度重新泛起。

潜伏忍耐数十年的各个法师组织如同冬眠苏醒的蛇般谨慎出洞，重新开始布局发展，上勾连权贵富豪，下铺阵平民农户，用三十余年的时间重新发展起来，虽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控制村社一呼万应，但却顺应时代潮流通过金钱与权势结合，打造出影响力巨大的利益共同体。

对此种情况，中央其实一直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并且一度尝试着重新进行抑制，但现实情况已经不允许再发起运动式的打击，便只能依靠公权力来进行这项工作。

1983年开始的严打就将有现行复辟活动的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列为七种重点打击对象之一，公安部专门发出《关于严厉打击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的情况通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迅速组织力量，对反动会道门的活动情况开展深入的调查，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严厉打击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的具体实施方案。

至此之后，公安部门一直持续不停地加大打击，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对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分别定罪量刑，但终究无法与建国初期那气吞山河的大气势相比，未能抑制住其发展趋势。

到如今，不仅各大法师组织已经结成了一个个影响力巨大的利益共同体，许多上不得台面的邪教组织也趁势发展起来。

中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99年专门成立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法师组织和邪教组织的复苏进行打击，这个领导小组虽然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建立起来，但却很快在某些力量的影响和干涉下，业务范围和实际执行力量大大缩水。

2004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增设业务四司，首次将业务范围拓展到五大宗教之外，试图将正规法师组织与邪教组织区别开来，并对愿意合作的法师组织进行收编。

这也正是我考虑借宗教局的外壳对全省法师组织进行重新统计登记的法理依据所在，这事儿宗教局干起来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