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风华正茂，有的是力气，一个白天就拆平了。他们都是在这座木头建筑边上长大的，见过它如何在晨昏日光中呈现各种姿态，拆掉它，就像砍掉一棵童年时常爬的树。俄罗斯境内还有座一模一样的教堂。它曾出现在这里是个误会。

后来搬到人和街上，离阿列谢耶夫教堂不远，神父是个白俄，每天下午笑眯眯地坐在门口的长凳上和街坊聊天，说地道的东北话：“你干哈（啥）去啊，上道里那疙瘩（地方）不？”他抓给孩子们的水果糖和饼干可能是圣餐上用的。按当时的岁数，现在不可能在世了。教堂前后种了不少树，围着木栅栏。后来，有人觉得这样更好：拆掉墙，在教堂前搞个灯光水泥广场，卖烤肉串跳僵尸舞，戏弄上空的圣母。

最繁华的街上有几个静悄悄的院落，里面的杨树又高又密，树梢上站着喜鹊，树林中间是栋一百年前修建的从未属于过民间的秀美洋楼。铁门后有岗哨，走车的时候多，进出的人神气不凡。开关门之际，院内景物闪现刹那，行人皆称羡。

哈尔滨最好的两座洋楼是颐园街上并列的一号和三号，一百年前为犹太商人私邸。一号做过几日行宫，辟为革命教育基地。三号“曾被批准建立周恩来视察黑龙江纪念馆，后因故未能辟建。现在是某某老干部活动场所”。附近老人按照“老年大学”的地址找到这里，窥了一回园，被告知不对外开放：但见里头装潢古雅郑重，活动着很多严肃活泼的老人。

我家小时候的院子横宽三步，竖走也是三步，简直不能算院子。人在里面不仅是个囚字，还有棵很粗的榆树，全院的孩子都等着来摘榆树钱，不知道学校收这个干什么用。四五年后回迁，整片平房被码成一圈板楼，像副等待开牌的麻将。那棵榆树的根因为太深不好挖，被留在一角里。于是，我还能知道我出生的房子曾在哪里。

“九一八”这天，东三省都会拉响警报。别人家的孩子上幼儿园，我成天在街边蹲着，第一次听到那响彻全城的呜咽哀鸣，发现这个早八点以后寂静无声的灰暗城市，竟藏了许多尖厉的高音喇叭，既恐慌又忧虑，不知道该去问谁，只见路上的人都面无表情地走着，使我怀疑只有我听到了，只得继续用树枝捅地上的蚂蚁洞，恐惧不安之外增加了忧郁寂寞。

儿童游戏和歌谣，虽不立文字，但可能会流传很久。我家那个大杂院肚子广阔，出入口窄，易守难攻，是远近闻名的流氓大院，小流氓们都有锯条似的牙齿，从来不为饥饿而哀伤，连蜻蜓和蚂蚱也不放过，包在纸里烧了吃。吃完了就横七竖八地躺在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