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零二分，由北京开往杭州的夕发朝至和谐号列车，正点停靠鹤浦车站。今天是星期六。她没有让端午来接她。外面下着小雨，雷声在很远的山谷里炸响，随后就是一连串沉闷的回声。空气中有一股可疑的怪味道，类似于苹果软化后发出的酸甜味。她的雨伞还在皮箱里。家玉实在不愿意在拥挤的人流中打开旅行箱，就只好冒着雨出了车站的检票口。

五十米之外的出租车站，刚下车的乘客排起了长队。因为下雨的缘故，家玉还是就近上了一辆黑车。这让她多少有点自责：自己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的社会道德，还不足以让她多走五十米。尽管她很想在第一时间见到儿子，可她还是决定顺路先去一下律师事务所。一周之前，她合伙人之一的徐景阳跟她通过电话。有两份亟待处理的急件就搁在她的办公桌上，她得尽快把材料取走。景阳的左肺叶有点问题，情况不乐观，要入院开刀。手头的事务只能由家玉代劳了。

家玉在律师事务所楼下的seven-eleven买了一包方便面、一根玉米、一只茶鸡蛋，外加两包速溶咖啡。她接到了三个手机短信。她红着脸，回复了其中的一个。她的办公室在这幢大楼的六层，可电梯在六楼不停，她必须先上到七楼，然后再从楼梯间走下来。

尽管她离开了近四个月，办公桌上还是纤尘不染，十分整洁。桌子上的那盆茉莉花并未像她担心的那样枝枯叶败，相反，黑亮的枝叶中缀满了白色的繁密花苞，已经有隐隐的香气逸出。在一大摞厚厚的打印材料上面，用订书机压着一张便笺，那是徐景阳给她留下的。他嘱咐家玉，法律援助中心交办的两个案件，必须尽快处理。市里有关部门已经催问过多次了。在等候电脑启动的这段时间中，电水壶的水已经开了。她用泡方便面后多余的水，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随后，她用餐巾纸小心翼翼地吸干头发上的雨水，一边啃着玉米，一边阅读桌上的材料。

第一个案件没有多少意思。大抵是农村鳏居老人的赡养纠纷。那个老头已年近八旬，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无人愿意照料他。这一类的事情在鹤浦一带司空见惯，对律师的能力和智商构不成任何挑战。总体上说，既繁琐又乏味。本案的特殊性，倒不在于老人家儿女众多而又得不到赡养，甚至也不在于所有的子女都宣称自己“一贫如洗，病魔缠身。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他们甚至威胁要把老人关进精神病院，或者，用板砖直接拍死他——关键是这个老人脾气火爆，尤其喜欢上访。他已经去过一次北京。为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