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可能在一个月前就已告别人世了。你恐怕也知道，作为一个医疗机构，院方首先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救人，而是法律上的免责。这是公开的秘密。全世界都是如此。如果在美国，你即便想做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手术，医患之间的协议，也可能会长达五十多页。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完全有理由拒绝她，让120急救车带着四十度高烧的病人，去下一家医院碰运气。”

黄振胜劝端午换个角度，站在病人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所谓的换个角度，即便黄大夫不说，端午也能想象出来：

病人身上的癌细胞已经转移。至少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三到四个不同的部位。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按最为乐观的估计，也不过半年。抛开代价高昂且难以承受的医疗费不说，作为大夫，他当然知道，这最后的半年，对病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家玉这样一个希望保留自己最后一点做人的尊严的病患……

“也许作为大夫，我不该说这样的话。眼下的这个事情，显然让家属难以接受，但作为病人来讲的话呢，却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结果。”

端午一脸麻木地听他说完，中间没有插一句嘴。似乎黄大夫正在谈论的，是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最后，端午感谢黄大夫在最近一个月中，对妻子给予的救治和照顾。至于说追究院方的责任，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何况，他也从来不认为院方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存在任何过错。

听他这么说，年轻人一激动，就把脸凑了上来，压低了声音，用十分欧化的句子提醒他，在听到自己下面的一段话时，不要感到吃惊：

“我也许在三天前，就已察觉到她自杀的迹象。当时，她已经开始向我询问，倘若在网上购买氰化钾一类的药物，是否可靠。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说服她，打消这个念头。不过我还是暗示她，到了最后的时刻，我可能会在医生的职业道德许可的范围内，给她加大吗啡的剂量。今天凌晨，我在家中被特需病房的电话惊醒了。我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和他告别时，黄大夫告诉端午，他已经嘱咐院方，在为她开具死亡证明时，忽略掉“非正常死亡”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端午在办理异地火化的相关手续时，也许会省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对此，端午没有表示异议。他还向黄大夫透露了这样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他和家玉实际上已经离婚。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他其实也无权处理她的遗体。

黄大夫笑了一下，道：“这个不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