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到过印度的中国人都喜欢将两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加以比较，比较的范围涉及GDP、一般社会状况、发展模式、教育、经济，乃至于军事。这或许是一种本能，据说印度的朋友们也有同样的嗜好。我们这次来印度，是应Almost Island杂志社的邀请，参加在新德里举办的中印作家会议，这是一个难得的机缘，为我们近距离了解印度的文化和知识界的状况提供了一个契机。按照阿希斯·南地先生的描述，这是中印作家之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尽管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南地这一说法的可信性，但所有与会的中国作家都为此十分吃惊。因此，南地先生动情地将这次交流描述为两个文明（而非文化）之间的对话，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在中印作家会议举办的同时，南地先生的退休仪式也在新德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齐聚这里，向这位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表达敬意。出人意料的是，南地先生不仅参加了大部分对话活动，而且在第一次的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要想完整地复述他发言的所有内容是不现实的，但其中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因此简略记在下面，以供读者参考。

首先，南地对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他在比较了印度独立前后的民族、宗教、文化和社会状况之后指出，正是“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和神话化，凸显并放大了印度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加剧了民族、教派之间的隔阂、仇恨、冲突和大规模流血。

其次，南地先生论述了文明和文化中“记忆和遗忘”的关系。他认为遗忘作为记忆的一种特殊形式更值得关注。他倒没有在本雅明或普鲁斯特的意义上对这个问题加以修辞学的展开，而是再次将它拉回到社会政治层面，作为对“民族国家”观念反省的一个延续。他举例说，他曾访问过那些在民族或种族冲突中失去亲人的家庭，令他感到震惊的是，幸存者对于杀害他们亲人的凶手没有丝毫的仇恨，原因是他们“已经将事件遗忘了”。既然冲突的双方本来互不相识，仇恨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只能出于特殊的意识形态的人为建构，而记忆则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十分暧昧的角色。那么，被过分强调的“仇恨记忆”与意识形态话语特别是“民族国家”理念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南地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说明，不过，他的思路和逻辑是十分清晰的。

第三，南地谈到了历史叙事问题。他特别强调民间说唱、口头文学、神话和传说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他并未向后现代主义理论那样，在所谓的宏大叙事与碎片化叙事之间制造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