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h2>

一九六七年十月的一天，废名的遗体被搁置在一辆平板车上，悄悄地离开了吉林大学的校区，送往殡仪馆火化。当时，长春的大街上枪声不断，“文攻武卫”激战正酣。他的死亡日期，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被推算出来[1]。冯思纯先生回忆说，当他接获父亲的死讯，从北京匆匆赶回长春时，废名的遗体已在家中停放多日，无人置问。他的死没有惊动任何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告别仪式，没有讣闻。他是如何度过生命的最后岁月的，现在亦无人知晓。只是听说，在他的弥留之际，他住宅的后房被红卫兵的土制炸弹掀去了一角。他晚年的著述、笔记和讲义，包括多年积存的图书资料大多亡佚。据说，他死前对刚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百思不得其解，为看不到它的最终结局心有不甘[2]。

废名的一生是寂寞的，他的履历平淡无奇。其文学活动除了曾与冯至合办过一本杂志（《骆驼草》一九三○年）之外，基本上以教书为业。杂志既没有什么影响（创办后不到一年即告停刊），其教师生涯也不见得如何成功。他在北大所开设的“李义山诗妇女观”一课，终因只有三人选修而被迫停开。据他的学生回忆说，废名也许根本不适合作一名大学教师，他在讲台上常常自问自答，旁若无人，令听者每每不知所云[3]。废名性格内向，不喜与人交接，心悦佛老，时有厌世倾向。

与他过往密切的人，除了俞平伯、熊十力、徐祖正、鹤西等老友之外，就要算是周作人了。早在一九二二年，废名还在武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即开始与周作人通信。同年考入北大之后，更是在各方面受到周作人的照拂与提携。他的几乎每一本小说集与评论集都由周作人作序，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周作人亦公开将废名视为自己的得意门生之一，不仅为他开列阅读书目（如李义山诗，《堂·吉诃德》等），而且一度还将废名接入家中居住。废名对周作人的学问文章亦似乎十分欣赏，赠联所谓“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侧于人不胜天”曾让周氏大为感怀，认为“废名的赞美虽是过量，但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4]。如果废名与周作人的这段交往作为公认的事实，尚无“出格”之处，那么周氏落水当了汉奸之后，废名与周作人的交往则容易引起人们的不解与反感。当废名获悉周作人在北京做了汉奸之后，仍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送之[5]]，并百般为他开脱，简直令人费解（司马长风曾说，对于周氏的沉沦，废名极感痛苦，似乎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一九四六年，他从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