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虽自称为哲学家，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没有阐述过他的哲学思想、文化观念。社会的重大政治、现实矛盾在其作品中亦少直接露面。除了诗歌与小说之外，他虽然也写过一些随笔，但大多局限在诗论、文论及修辞学的范围之内。直到《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问世，我们才能大致了解到废名对于时事与传统、中西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重大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往往是源于作者对生活中具体现象的观察，近乎即兴的随想和杂感，很难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系统。

如果说，废名的诗歌与小说由于修辞文体的复杂多变，别出心裁，长期以来一直为一般读者甚至学术界所冷落、忽略，那么他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则更少为人关注。这些思想观念虽说是即兴的感想，但决不是凭空产生的，从中或多或少可以窥测到作者对现实、历史、文化的基本态度。

废名从小受过比较规范的私塾教育，入北大之后读的却是英文系，他对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哈代等西方作家的作品曾作过深入的研究，后来又大量地阅读佛经，其知识系统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又有西学和印度文化的熏染。然而，西学背景至多为废名打开了一个了解异域文明、从整体上反观自身文化的窗口，西方的价值准则并没有在废名的思想、创作中留下明显的印记。相对而言，中国传统的文化对废名的影响要深厚得多。

自晚清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西文化的争论就已开始，“五四”以后，论战日趋激烈和白热化，并导致了“激进”与“保守”两大阵营的出现，一派主张全盘西化，甚至连汉字都要废除，另一派则以整理国故为名，主张以中学为主体，对于西方的价值观念的涌入采取警惕、抵制和反对的立场。废名既不是陈独秀、胡适那样激进派，也不属于“学衡”阵营的保守派，甚至与梁漱溟、杜亚泉那样的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也判然有别，这就使得他的文化处境极为尴尬。

在废名看来，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没有旧就无所谓新，没有传统，现代也无从谈起；割断了历史，现实必将失去意义。“故是历史，新是今日，历史与今日都是世界，都是人生，岂有一个对，一个不对吗？”[[9]]“人生如果不爱历史，人是决无意义的。”[[10]]全盘西化、废除汉字，即失掉了一个中国人的根本，所谓的现代化亦成空中楼阁，梦幻泡影。西方的价值观念若不加选择地移入中国，中国千百年的文化积累将毁于一旦，从这个意义上说，废名对于五四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