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对威猛的士兵们报以和蔼的微笑。原来，这几个军人是护送一位印度政要来酒店餐厅用餐。当我们回到餐厅时却吃惊地发现，这名政要的饭桌就在我们近旁。在士兵的簇拥下用餐，或许是一种印度式的特权，可欧阳江河以他诗人的敏锐提出反证：这家餐厅为何连个包厢也不给他准备，而让他直接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可见这件事不能仅仅用“特权”来解释。荷枪实弹的士兵和政要的光临只能证明这样一个事实：这家餐厅在新德里非常著名。当我们得知我们在这里所有的花销，包括咖啡和茶点全都免费时，我们的感动就有了些许梦幻色彩。托印度神灵降福，我们在这家旅馆的一切都还称心如意。

也有烦心的事。在印度中心的第一个晚上，我和住在隔壁的欧阳江河聊天至午夜，才上床睡觉。可刚睡了没多久，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在唱歌。那是一个深沉圆润的男中音，歌声婉转、优美而绵密。歌声的作用力与我进入梦乡的企图方向相反，把我的睡眠弄得又薄又脆，犹如初冬的浮冰。可一开始我并不担心，按照我以往的经验，他唱一会儿自然会累的，可是他竟然一连唱了四五个小时，直接让我在无比清醒的状态下迎接新德里的第一缕曙光。睡觉自然是不可能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积攒已久的可笑念头：我想看看这个蹲在我墙根下唱了一夜的歌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我拉开窗帘，看见一个临时搭建在庭院中的低矮棚屋。屋顶上铺着塑料布，上面压着几块砖头。那个唱歌的人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正在晨炊：两三块红砖在屋外的空地上架起一个破铁锅，父亲趴在地上吹火，却吹出了一团团浓烟。两个孩子都只有四五岁，光着屁股，跌跌撞撞地四处寻找树枝和木块。他们的母亲蹲在地上，在一块木板上摊面饼。父亲仍然在唱歌，他的歌声即便不是愉悦的，也是令人愉悦的。我长久地注视着窗外的这一家人，心情忽然变得黯淡而悲伤。不过，最让我震惊的也许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有多么的贫困和简陋，而是这种近乎赤贫的生活与豪华使馆区的高级酒店挨得如此之近，就像黏在一起的情侣的嘴唇。

西方的资产阶级一旦发迹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让穷人在他们的视线中消失，将他们赶得越远越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完备的人道主义话语系统。而中国的新生中产阶级在追随西方的脚步上已有了出蓝之概：他们甚至在购买住房时都要去丈量自己与所谓回迁户的距离，尽可能让穷人的存在越出自己的视线，以便与自己曾经作为穷人的过往记忆彻底诀别，洗去被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所谓羞耻感，而无视他们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