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航班离起飞还有两个多小时，我们有的是时间。不过，我们很快又被告知，若要返回办票大厅，必须征得机场警官的同意。我们一行人很快找到了那个警官，他在了解了我们的诉求之后，优雅地打起了电话，一连打了三四个电话，才召来了机场方面的负责人。此人既不热情，也不冷漠，她认真地打量了我们一会儿，示意我们跟她走。我们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满心以为她就要带我们去兑换美元了。可是这个人将我们带到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让我们在那儿等着，随后就永远地消失了。大约一个小时多之后，我们已经能够判断出，我们等待的那个人很可能是一个印度籍的戈多，便派出西川前去交涉。

西川的交涉很快有了结果，一位手拿大哥大的工作人员再次示意我们跟她走。我们跟着她七拐八绕，最终抵达的地方却不是货币兑换处，而是中国航班的登机口。她意味深长地向我们微笑，示意我们即刻登机，并祝我们一路顺风。

我们忧郁地意识到，由于卢比在北京不能自由兑换，我们早上特意兑换出来准备在机场购物的那些钱只能变成废纸了。翟永明和姜杰的沮丧是可以想象的。她们倒不是舍不得手里的那点卢比，因为她们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更爱印度，不愿意带着任何对印度的遗憾返回北京。

可事情还没有结束。

飞机滑向跑道准备起飞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位印度旅客开始用英语试探着跟我交谈。他是个商人，一头卷发，正准备去中国浙江的义乌批发货物。他问我对印度的印象如何，我说当然很不错。他问我去了那些地方，我一一作答。最后，我也和他说起了在机场换钱的经历……

“等等，”这位印度朋友忽然打断了我的话，“你手里有多少卢比？”

他随即打开了手里的计算器，以他的固执和善良让我去确认计算器上最近的外汇牌价，并随之掏出了大沓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