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大致知道了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的初衷，以及这部小说在主题上的重心所在。然而在我看来，对于作者所勘探、表现的现实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来说，爱玛并非是惟一的一根探测器。我当然不是说，被人戴了绿帽子的查理·包法利在作品中比爱玛还重要，但这个人物对作品主题的深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历来的研究者和教科书似乎都忽略了这个人物的存在。他似乎只是一个陪衬或道具，可有可无。我们好像忘记了，查理·包法利在小说中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也属于福楼拜塑造出来的特殊“典型”。而且，整部小说是以包法利上学作为开端，他的死亡作为全篇的终结——爱玛死后，他又硬撑了一段时间，才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消失。如果我们把这部作品作为某一个人物的传记来读，传主只能是查理·包法利，而不是爱玛。也许有人会说，当爱玛与鲁道尔弗、莱昂打得火热的时候，作者似乎把查理给忘记了，这话自然没错。在作品中的某些章节，查理的活动、思想的确描述得比较简略，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物不重要。事实上，当爱玛死后，查理读到妻子的情书时，那些被作者省略掉的部分便重新被照亮了，我们仿佛把小说又重读了一遍。在小说的结尾，包法利获悉妻子背叛后的心理活动过程，作者也没有详细的交代，然而我们即便把包法利本人的“弱智”、“迟钝”和“憨愚”等特征考虑进去，亦不能得出结论说，查理对妻子的偷情与背叛全然无动于衷（他最后轻易地就原谅了他的情敌鲁道尔弗的时候，他想了些什么呢？）。

爱玛与查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格心理特点，我们不应在这一点上把两个人物混为一谈。然而，我认为，从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说，在作者的某些特殊的暗示之下，这两个人物不仅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而且属于同一个文化类型。相对于那个日益成熟、严酷的资产阶级社会来，他们两个人都有着某种先天的缺陷。一个充满热情与幻想、浪漫与天真；一个缺乏生活情趣、智力平庸、感觉迟钝，然而都属于不合时宜的弱者。作者对爱玛这个人物的任性、轻浮、不合时宜的幻想作了充分地展示，而对她的天真、淳朴甚至是纯洁却没有正面表述，而只是作了一点暗示。比如，当公证人将与她发生肉体关系作为给予她生路的交换条件时，作者先是描述爱玛“立刻就红了脸”，然后写她因吃惊而怪叫，似乎完全不相信世上竟会有这样“无耻”、“下流”、“混帐”、“丧尽天良”的事情发生。最后，爱玛感觉到了骄傲：“她从来没有这样高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