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诉讼》的第九章，教堂的神父向K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乡下人要求看守允许他进到法的门里去。守门人拒绝了他的要求，明确告诉他，现在不能让他进去。乡下人又问，以后可不可以进去，守门人说，有可能，但现在不行。乡下人决定等一等，等得到法院方面的许可以后再进去。守门人给了乡下人一个小矮凳，让他在门旁坐下，他就这样长年累月地等着。这期间乡下人做了很多尝试，包括将从乡下带来的礼物贿赂看门人，请求让他进入，但未能获准。最后，他的视力衰弱，日益苍老，生命即将完结。在临死之前，他招呼守门人过来，向守门人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所有的人都在努力达到法的跟前，可是，为什么这许多年来，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要求进去呢？”守门人答道：“这道门没有其他人能进得去，因为它是专为你而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

这是寓言中的寓言。在K临被处死之前，作者特地安排他走进教堂，聆听神父冗长的讲道，看来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个寓言历来受到卡夫卡研究者的重视，有人甚至将它看成是卡夫卡一生创作的象征性说明。当然，关于寓言本身，也会有许多截然不同，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诠解。卡夫卡似乎不太愿意读者对他的作品（哪怕是局部情节）作出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解释。用瓦尔特·本雅明的话来说，卡夫卡尽一切努力来避免和防止对作品的诠释（本雅明《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通常的做法是，预先对被诠释的对象作出模棱两可的阐释，从而消解掉读者从这个对象中寻找“微言大义”的企图。比如说，卡夫卡写下这个乡下人与看门人的寓言之后，立即通过神父之口，对读者有可能发表的意见抢先一步加以注释，他是那么小心谨慎、那么细心，以至于解释本身使本来很清晰的寓言叙事立即变得混浊不清，面目难辨。

一边讲述故事，一边通过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对故事本身加以评述，是卡夫卡的惯常伎俩。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尽可能地清除掉叙事本身可能出现的道德或教谕的痕迹。卡夫卡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因为寓言意义的显示，必须依赖于寓言的特殊的解读方式，必须依赖于作者与读者之间在交流媒介——语言和语式方面达成的完美的默契。而正是对于这一点，卡夫卡没有信心。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卡夫卡的另一个深不可测的消除诠释可能的极端举动，那就是在遗嘱中告诉马克斯·布洛德，要求后者焚毁自己的手稿。本雅明对此猜测道：“兴许，卡夫卡在世时每天都困扰于不可解决的行为方式问题，困惑于无从解释的言体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