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小说同时又大量使用了象征和隐喻，已经显示出作者后期小说复杂、晦涩的形式特点。乔伊斯本人对所谓的“现实主义”一直保持着距离。这可以解释他为何用七年时间来刻意创作一部现代主义的“圣经式”作品。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乔伊斯借主人公斯蒂芬之口说出了他心目中小说的“史诗形式”：

最简单的史诗形式，可以看出是从抒情文学脱颖而出的，这是艺术家把自我延长，并且冥思默想，把自己作为一次史诗式的事件的中心。这一形式继续发展，直到激情的重心转移到离艺术家自己和离其他人等距离的位置。于是，叙述不再是纯粹属于个人的了，艺术家的人格也进入叙述之中，像是生命的海洋，围绕着那些人物和行动在流动……艺术家的人格，首先是一声呼号，或是一组音调，或是一种情绪，然后是一段流畅柔妙的叙述，最后经过千锤百炼，把自己化得无影无踪。

在这段文字中，乔伊斯把作者与叙事的关系，抒情化、非人格化叙事以及作者的最终隐退等一系列概念区分得十分清楚。乔伊斯并不反对作者情感的介入，比如在《都柏林人》中的《死者》、《无独有偶》、《一朵浮云》等篇章中，作者的叙事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甚至带有某种抒情化、诗化的成分，但这种抒情化显然经过了锤炼，形成了某种“客观”、“非人格化”的效果。作者的这种观念成形于《都柏林人》之前，在那时，他对小说形式上的思考已经显示出离经叛道的趋向。我们习惯上把《都柏林人》、《尤利西斯》看成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文本：其一是“现实主义”，其二是“现代主义”或“意识流”，仿佛两者之间水火不容；其实，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两者不仅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可以彼此参证，互相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