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社会本身的变化，其二是岁月的沧桑更迭（青春期的结束）。对于小钱德勒来说，两种因素兼而有之，小钱德勒毕竟早已不再是《阿拉比》中的那个纯情少年了。因此，当小钱德勒意气风发地赶往酒吧与从伦敦回来的加拉赫见面时，他实际上是去重温往昔的记忆和理想；他脚步轻快，仿佛突然之间充满了生活的勇气和激情。“生平第一次，他觉得自己比街上来往的行人优越。破题第一遭，他打心坎里厌恶这死气沉沉、庸俗不堪的卡贝尔街。”他突然间迸发出来的豪迈只不过是记忆中一去不返的理想的回光返照而已。

他的朋友加拉赫，八年前还是一个穷光蛋，论出身，论教养，他都不如自己，可如今他已经是伦敦报界的红人，腰缠万贯，荣归故里了。小钱德勒把自己的糟糕的境况归咎于没有离开爱尔兰，这是一个双重的讽喻：其一是作者本人对爱尔兰的厌恶与痛恨——乔伊斯二十岁时离开都柏林，从此以后终身在异乡漂泊；其二是对小钱德勒不谙世事，天性淳朴的淡淡嘲讽。整篇小说的主要部分是描写两个人在酒吧的会面与长谈，谈话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它不仅反射出两个不同境遇的人所具有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暗示了八年的岁月所留下的痕迹与印记。

这是一篇讨论现实生活与可能的“理想生活”之间关系的小说。对于小钱德勒来说，两种生活摆在他的面前，首先是他的日常生活，即妻子、孩子用琐事堆积起来的生活空间，就像都柏林那肮脏、呆板、缺乏生气的街道所拼出的图案，它令人感到猥琐、反感和厌恶；其次是充满诗意、激情的理想生活，这是由拜伦诗集和加拉赫的“布道”所照亮的可能性空间。两面镜子映衬出一朵令人因惑的浮云：我们能够逃离令人窒息的日常生活吗？小钱德勒的理想经过八年时间的洗涤，在夸夸其谈的朋友面前，在不断啼哭的孩子与家庭琐事面前，它还有存在的可能吗？它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一个荒谬的反讽？在这里作者暗示了超越自身境遇的艰难，就连困惑本身也没有什么意义，它所留下的也许惟有“羞愧”：听到孩子啼哭声，听到妻子哄孩子的喃喃低语，“小钱德勒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羞惭得无地自容，只得避开灯光，缩到阴影里，他谛听着，孩子的哭泣一阵轻一阵了，自己眼中却淌下悔恨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