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思潮和“进化论”观念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偏激亦有所批判。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废名对“现代性”的“反动”，并不意味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接受。就儒家文化而言，废名认为，孔孟的教训原本没有错，只不过他们的学说被“知识阶层”人为地曲解了，传统文化中充斥了空洞的说教、八股式的官样文章以及巧言令色的虚妄与自欺。他曾说：“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好些好看的字面。”[[11]]他又说，“中国人没有法律，只有八股，国无事时自相鱼肉，国家将亡还在那里做八股”[[12]]，要寻找中国文化的真谛，恢复它的生命力，只有返回民间，因为所谓的历史就是世道人心的历史，因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通过民间的日常生活、礼俗习惯得以存留。和沈从文一样，废名的思想与创作带有强烈的民本倾向和“反智”特征，所不同的是，沈从文偏于理性，而废名则更具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

废名价值观的基础是融儒、道、释于一炉的所谓“道”，但这个“道”往往源于日常经验的有感而发，而非经由学理的逻辑论证而来，因此不免显得简单而随意。比如说，他认为佛家的“真如”即是孔子的中庸[[13]]，孔子、庄子、佛陀的思想都可以由“格物致知”融合、统一在一起，他还认为遵从《论语》所记孔子言行，人人可以成佛[[14]]。尽管如此，我认为，废名价值观中的内核依然隐约可见，那就是“诚笃”与“真实”。所谓不自欺即为道。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曾写到这么一件事：有一次莫须有先生下乡，看见一家石灰铺子上写有“石灰出卖，日本必败”两行字，即生出无穷的感慨：店主的目的只是为了卖石灰，“日本必败”只是为了应景，一旦碰到政府征兵抗日，店主立即会令他的儿子逃得无影无踪，但仍不妨碍他在墙上写下“日本必败”这样的口号。在这里，废名痛切地感受到名与实的分离，国民与国家的分离，人生与“真实”的分离，他进而认为，中国社会的溃败与文化的式微都是从“诚信观念”的丧失开始的。政府（包括读书人）不能取信于民，百姓开始尚能忍受，但几经反复，则唯有一己之私可以顾念：“秉国者不能使民信，于是人民自私其家了”[[15]]。因此，废名认为，中国人最没有国家观念，木兰从军，她的出发点与归宿都是“孝”，而非国家观念的所谓“忠”。因此，废名认为木兰从军正是反从军[[16]]。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