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送去他家，他大哭了一场，才挂着鼻涕重返教室。这当然是我后来写大字报痛斥美军走狗的好题材。

回想这两张大字报，我应该向老师道歉，清算当时那些粗鲁的火气，清算那些不着边际的结论，比如不公道就是不公道，缺心肝就是缺心肝，人皆有缺点，有缺点并不一定是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干将"或者"钻进革命队伍的蛀虫"，而这些大帽子无疑是可笑而且伤人的政治恫吓。但我不会忏悔。我想不出为什么我应该忏悔--这与承认自己也是那个时代悲剧基础的一分子从而加以反省检讨，不是一回事。我不会忏悔是因为一个人靠父亲官职而取得特权是不可接受的，我不会忏悔是因为一个人因贫穷而受到歧视是不可以接受的，我有权对这一切表示反对，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权表示反对。

即便一个初中学生应该道歉他没有找到更好的反对方法。

忏悔是一个道德概念，追究行为的动机，一种正当的反抗即便造成了令人遗憾甚至可怕的结局，应该得到及时的反省和纠正，但与忏悔没有什么关系。医生手术失误可以有技术的检讨，但不需要忏悔。士兵卫国杀敌可以有对死者的同情，但不需要忏悔。只有恶意才应该忏悔，无论这一恶意表现为善行还是恶行，带来了善果还是恶果--包括沽名钓誉地到处行善。正因此，如果我想赶一把道德时尚，用假惺惺的真诚在满世界谴责红卫兵的异口同声中再添一道尖音，把特权与反特权的关系颠倒过来，把歧视与反歧视的关系颠倒过来，那么才是铸下大恶，才真正值得忏悔。那甚至是对两位老师的进一步侮辱：他们肯定知道我应该道歉但不需要忏悔，他们从不要求我忏悔因此更让我长久地尊敬。

我当然知道，我也有值得忏悔的事，将在本书后面说到。我还知道，不少红卫兵手上确有鲜血。我看见过老木怎样被红卫兵殴打，看见过高君家怎样被红卫兵查抄，还看见过红卫兵的起哄声中，一位右派女教师怎样头发蓬散，浆糊满身流淌，跪在毛主席像前背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如果背不出，她就得去与另一个男性反革命互相扇耳光，被挥舞着皮带的红卫兵大声威逼。我心里发紧，看见她眼里既没有愤恨也没有恐惧，是一片深广无限的空洞，没有眼珠而只有眼珠的化石，比一具僵尸更让人惊心。她肯定想到了死，想到了救命的一声枪响或一根绳索，问题是她轮不上这种好事，她死不了也活不了，于是一时没有了主意，眼光突然凝固成茫茫荒漠，阻挡着她进入下一秒钟--那是我看到的人世间最为悲惨的无助。她最终还是死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