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午餐前的一段谈话让我有些许不安。

当时在场的有四个人——朱迪斯、我、博伊德·卡灵顿和诺顿。

我们当时正在讨论安乐死——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不过我不记得这个话题是怎么提起来的了。

博伊德·卡灵顿自然是主要发言者，诺顿时不时插句话，朱迪斯一言不发，不过一直认真听着。

我表示虽然表面上安乐死应该获得支持，但实际从感情出发我还是有所抵触。我还提出，安乐死会赋予当事人亲属过大的权力。

诺顿同意我的说法。他说只有在长期患病无法治愈，患者本人愿意并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安乐死。

博伊德·卡灵顿说：“啊，但是这样就很奇怪。当事人真的会像我们说的那样愿意‘了结自己的痛苦’吗？”

然后他讲了一件他说是真事的故事。男主角身患癌症无法手术，整日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祈求大夫帮助他“结束这一切”。医生回答说：“我不能那样做，伙计。”医生离开之前留了一些吗啡药片，并小心告诉患者什么样的剂量是安全的、什么剂量会有生命危险。虽然患者可以轻松地拿到这些药片，并按照致命剂量服用，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做。“这样足以证明，”博伊德·卡灵顿说，“无论一个人嘴上说什么，终归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时朱迪斯第一次开口发言。她的语气充满活力，也很突然。“他当然会那样做，”她说，“这件事根本就不应该由他本人来决定。”

博伊德·卡灵顿问她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任何因疾病而虚弱的人都没有做出决定的力量——他们根本不能做任何决定。必须由别人替他们决定。爱他们的人有责任为他们决定。”

“责任？”我突然问道。

朱迪斯转向我。“是的，责任。那些头脑清醒、可以负责的人。”

博伊德·卡灵顿摇摇头。“做完决定之后就以谋杀罪被关进监狱了？”

“不一定。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应该冒这个险。”

“可是你看啊，朱迪斯，”诺顿说，“你提议的是一种十分可怕的责任。”

“我不这么认为。人们只是太害怕负责了。如果是宠物狗遇上这样的情况，人们可以承担责任，为什么换成人就不行了呢？”

“呃——这两者很不一样吧？”

朱迪斯说：“是很不一样，人的生命更重要。”

诺顿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