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先生，恐怕那不是一桩美满的婚姻。我曾强烈希望这桩婚事不要成，因为登曼先生脾气非常暴躁，不会有耐心忍受梅布尔的那些小毛病……此外我还了解到登曼家有精神病史。但是，那时的女孩与现在的女孩一样倔强，将来的女孩们看起来也不会逊色。梅布尔还是嫁给了他。

“婚后，我很少见到她。她来和我一起住过一两次，他们也数次邀请我到他们那儿去小住，但实际上我不喜欢住在别人家里，就总是找借口推辞了。当登曼先生突然去世的时候，他们结婚已经十年了。他们没有孩子。他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梅布尔。我当然写了封信去慰问她，告诉她如果她需要我的话，我随时都可以去陪她；可她给我回了一封很理智的信，我感觉她并没有特别悲伤。倒也不奇怪，因为我知道他们合不来已经有段时间了。直到三个月以后，梅布尔给我写了一封歇斯底里的信，求我到她那儿去，还说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她再也忍受不了了。

“于是，”马普尔小姐继续说道，“我给克拉拉留下了膳宿费，把家里的盘子和查尔斯国王年间[1]的酒杯等值钱的东西送到银行去保管，然后就立即动身了。到那儿之后，我发现梅布尔非常紧张。那座房子叫‘香桃谷’，是一座很大的宅院，装修得很舒适。家里有一个厨师，一个客厅女佣，还有一个护士负责照顾梅布尔丈夫的父亲老登曼先生，他就像俗话说的‘脑子有点问题’。他通常很安静，举止得体，但有时又会变得非常古怪。我前面说过，他们家族有精神病史。

“看到梅布尔的变化，我着实吃了一惊。她极度紧张，浑身都在发抖，我费尽全力也没能让她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就像大家在这种情况通常会做的那样，我间接了解到了一些情况。我问起她的一些朋友，就是她在给我的信里经常提到的那些，例如加拉赫夫妇。让我吃惊的是，她说她现在几乎见不到他们了。我问及她的其他朋友也是如此。我告诉她把自己封闭起来，让自己沉浸在痛苦中有多傻，而疏远朋友们就更傻了。这时，她一下子说出了实情。

“‘不是我要这么做的，是他们躲开了我。现在，这个地方没有人会跟我说话。我沿着大街走的时候，他们都绕道避开我，以免跟我打招呼。就好像我是一个麻风病人似的。这简直糟透了，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要把房子卖掉，远远地跑到国外去。可是为什么我要被这样逐出家门？我什么坏事也没做过。’

“我没法形容我当时有多么心绪不宁。我正在替海老太太织一条羊毛围巾，我都没察觉我心神不定地掉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