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克里·波洛告辞离开之后，杰里米·富勒顿先生坐在桌前，指尖轻轻敲打着桌面。然而他的眼睛望向远方——陷入了沉思。

他拿起面前的一份文件，垂下眼睛看着它，目光却没有焦点。内线电话小声地响起来，他拿起桌上的听筒。

“什么事，迈尔斯小姐？”

“霍尔登先生来了，先生。”

“对，对，他有预约，我想已经晚了四十多分钟了吧。他说了为什么来晚了吗？……是，是，我很明白。每次迟到他都是这个理由。你告诉他我已经在接见下一位客户了，没时间见他。你跟他约下周，好吗？我们不能忍受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好的，富勒顿先生。”

他放下听筒，一脸深思地看着面前的文件，但还是没读它。他的思绪飞回到了过去。两年——差不多正好两年了——今天早上来的那个穿着黑漆皮鞋、留着小胡子的奇怪小老头问了各种问题，把他带回到过去之中。

现在他在脑海中回想着两年前的那场对话。

他再一次看见，在他对面的椅子里坐着一个女孩儿，矮小，健壮——橄榄般棕色的皮肤，暗红色的大嘴巴，高高的颧骨，浓黑突出的眉毛下一双蓝色的眼睛犀利地盯着他的眼睛。一张饱含热情的脸，一张充满生机的脸，一张经受过痛苦的脸——也许一直都要承受痛苦——但是永远也学不会接受苦难。她是那种会一直反抗到底的人。她现在在哪儿呢？他想知道。她用了什么方法怎么做到了——她到底做到了什么呢？谁帮了她？有人帮了她吗？肯定是。

他猜她回去了，回到中欧某个动乱不断的国家。她从那里来，她属于那里，最终也不得不回到那里，因为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除非她想要失去自由。

杰里米·富勒顿是法律的支持者。他相信法律，蔑视现在很多法官总是从轻发落、墨守成规。学生们偷书，新婚少妇在超市小偷小摸，女孩儿偷拿雇主的钱，男孩儿毁坏电话亭拿里面的硬币。他们中没有人是真正需要钱，没有人是走投无路的；他们大多数都是从小被溺爱，什么都不懂，只相信他们买不起的东西都可以伸手去拿。然而在他那坚定的坚持法律的公正的信仰之下，富勒顿先生还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他可能会为人们感到难过。他可能会，也确实为奥尔加·塞米诺娃感到难过，尽管他没有被她为自己激烈的辩护所影响。

“我来寻求您的帮助。我想您能帮我。去年您对我很好，您帮我填了那些表格，我才能多在英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