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江而言却很不轻松。

如果从1957年发表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算起，至《个人的体验》刊行，大江健三郎已是拥有八年多小说写作经验的作家，这八年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合计约有十部之多，表现出了相当旺盛的创造力。而这些作品的人物和情节的设定，大都在表现“二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所感受到人生的荒谬和无奈。在第一部小说集《死者的奢华》（1958年3月）的“后记”里，大江曾用“被监禁状态”“闭锁的高墙”等词语描述这种状态，他的第一部长篇《拔除病芽，掐死坏种》（1958年6月）也同样以一群少年企图逃离被监禁状态的热望不断被粉碎为主题。另外两部长篇：《我们的时代》（1959年7月）和《性的人》（1963年5月）描写青年一代性的欲望和冲动，笔触大胆而放肆，虽用意在表现对社会的愤懑和反抗，但所设定的人物却大都属于孤独无助一型，其反抗方式亦多带着浓厚的颓废色彩。

此一时期的大江为何采取这样的感知和表现方式？原因不可简单而论，但肯定和他当时接受的文学与思想资源有关。而自进入大学时起，大江便醉心于二十世纪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尤其迷恋萨特、梅勒等人，他说：“我是在读了萨特之后而突然选择了文学专业，并是写了关于萨特的文章而在法国文学系毕业的。我青春的前半段是在萨特的影子下度过的。”23 那时的大江究竟读了萨特的哪些作品，不得其详，但从他早期作品经常出现的“被监禁”的意象和主题可以推知，他首先是在一种否定的精神状态中和萨特获得共鸣的。

按照法国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的看法，萨特的第一部小说《恶心》作为“一份真正的哲学宣言”，“是以否定和荒诞的哲学为起点，反对肯定论和价值论的古典哲学”的。而在纳粹势力严酷统治、充满极权恐怖的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所表现出的反叛精神和否定激情，自有其历史原因，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对萨特来说，这种拒绝，这种否定，就是自由的显现”。24 大江健三郎在少年时代经历过“帝国日本”的思想禁锢，战后虽感受到解放的愉悦，同时也不断体会到日渐保守的日本社会令人窒息的压抑，在如此处境之中，他从萨特文学里汲取启迪和灵感，无疑是非常自然的。

而同样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江早期小说的叙述者大都设定为第一人称，这些不同类型的“我”作为文本里的人物虽然和实际作者的关系远近各异，但作者的情绪、态度和观点无疑主要通过这一视角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