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着一股常人难以理解的令人脊骨发凉的血液。

这种不安重现于金子太太的丈夫要来医院探望妻子的三天之前。

那天早晨，冰见子医生突然指示，让金子太太服用更多的抗精神病药物。

金子太太本来就服用着大量的安眠药和抗精神病药物，再加上这些强烈的药物，她自然会变得卧床不起、意识模糊。

其实，她初期的精神错乱已经治愈，本来只要停止服药，出院之后就能恢复正常生活，但是眼前只能说是故意通过药物，让她陷入异常的状态。

让我给她注射这些药剂，监督她服药，我心里感到非常难过。患者已经意识不清，脸上也失去了生气，为什么还要让她服用这么多的药物呢？

关于这个问题，比我后来的负责同一病房的中村护士也问过我，我被问得哑口无言。

我的意见当然和她相同，也反对让患者服药。但“正如你所说”这种话却不能从我口里说出。“她的被害妄想症还没有完全治好……”我只好站在冰见子医生的立场进行解释，用这种暧昧的说法把事情糊弄过去。

但是，这样一来，不是变成为冰见子医生的错误治疗助纣为虐，和冰见子医生一样变成罪犯了吗？

刹那间，“罪”这个字闪过我的脑海，我开始慌乱起来。

这毕竟还是犯罪吧。让明显快要痊愈的患者服用不必要的药物，导致其病情日益加重，不论是谁，都会认为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我不能这样助纣为虐。”

我心中的另一个自我高声喊叫，但是我究竟怎么做才好？首先我应该向冰见子医生提出停止用药，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觉得她根本不会接受我的意见。

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冰见子医生在进行这种极为异常的治疗时，没有半点儿犹豫，冷淡地对我下达指示之后就走了。望着她的背影，我渐渐觉得她与其说是个医生，不如说是一个冷血的生化电子人。

这样下去，情况十分不妙。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转眼就过了三天，终于到了金子太太的丈夫来医院探病的日子。

那天冰见子医生和往常一样，上午九点开始查房。

我也按照惯例一只手拿着病历，在冰见子医生需要时向她介绍患者的病情，若她有新的指示，便把这些记在病历上。话虽这样说，基本上都是冰见子医生问：“没什么不舒服的吧？”患者只答一个“是”字。有时也会有患者提出“我感到身体很疲倦”或者“睡不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