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是哪位文艺理论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写过一篇文章，质疑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美，认为美是客观的，形式的，相对独立的，不会因人的阶级属性而转移变更。文章谈到他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评审。当时决定国旗为红色，只是因为红色好看，不光为共产党的代表支持，也为评审委员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所支持。还有五颗星是放在红旗的中心还是放在红旗的一角，并不牵涉到什么政治含义，只是一种纯粹形式的考虑，结果被各方代表不约而同地赞成放在一角，可见有超阶级的美学规律在起作用。他后来把这一心得告诉了毛泽东，居然得到了赞同与应和。毛泽东还说出"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的古训，表示人类有共同的美感。

两人的谈话在很长的时间内秘而不宣，因为在当时一旦公开就将动摇"阶级性"所奠基的意识形态，危及整个官方文化理论体系。直到毛泽东去世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位理论家才在一篇回忆文章里透露这一史实。

与同时代大多正统或异端的思考者一样，这两位前人私下的交谈，仍在寻找一种普遍而绝对的解释：如果不是普遍"阶级性"的解释，那就是普遍"人性"的解释。其实世界上的人不仅可以类分"阶级"或"人"，依据其它观察角度，还可以类分为男人和女人，老年和儿童，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山地居民和海岸居民，爱读书者和不爱读书者，患高血压症的人和没有患高血压的人，如此等等，不可尽说。类与类之间有异，一类之内则有同。各类属性交织于人，形成具体的历史过程、社会结构以及生活情境，使其审美趣味变化万端，在不同层面上出现无限组合，岂能是"阶级性"和"人性"的两把大尺子所能一劳永逸地划定。因此，如果说国旗方案评审委员们一致同意了将五颗星放在红旗一角，但这种方案未必能让一个咬着指头的孩子满意；如果说评审委员们还一致同意将国旗选定为红色，但这种选择未必能让一个犹太教或者一个伊斯兰教的人觉得满意。而这些不满，既不是"人性"失效的结果，也不是"阶级性"失效的结果。

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有同嗜"的还是"无同嗜"的，完全取决于不同方法下的比照，更进一步说，取决于人是否愿意或者是否能够来进行比照。即便是看似最具普适品格的色彩，看似最为超然、抽象、纯质、物质化的色彩，作为相对形式中最基本和最彻底的形式，一旦进入某种比照，也会有特殊的义涵和功能显现出来。比如红色既可以用来制作革命的红旗，成为"无产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