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过红卫兵，注意过中国报刊上对红卫兵的声讨，注意到很多长辈人和晚辈人两面合击式的愤怒：你们为什么不忏悔？你们为什么没有基督教那种崇高的忏悔意识？你们为什么不谈谈你们那些不可告人的过去？你们为什么不像德国首相那样跪下来求犹太人恕罪而凭你们这样子中国还能实现现代化么？……

众口一词之下，我倒想说说不必忏悔的事情，比如我写过的两张大字报，是我在学校期间针对老师的仅有两张：

第一张大字报，是攻击小学一位老师的。这位女教师矮胖，常常对学生摸摸头和整整衣领，语文课也讲得不错，讲课时不忘批判自己的丈夫，一个刑满释放的右派。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她夹着尾巴做人，一接手班主任职务，便把我以及其他所有出身于黑色或灰色家庭的学生干部撤下，让革命家庭的子弟全面掌权。特别难以忍受的，是那个算术成绩最臭的新班长，只因为有一个当党委书记的好爸爸，就被班主任宠成了红色大公主。不但考试中可以无端加分，劳动中可以无端闲玩，在任何一次出外支农时都可以吃到班主任偷偷特供的苹果或腊肉，根本不同贫下中农的白菜萝卜相结合，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气煞了满朝文武，让我们几个男生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们纠集起来，往讲台上射过尿，在厕所里画过漫画，碰到文化大革命的大好机会，回到母校给老师贴了一张大字报--当时我们是初中生，不理解一个女教师难以承受的政治恐怖，不理解她的不公道后面的无奈。我们是成人以后才想到这一层的。

第二张大字报，则是攻击一位中学老师的。这位男教师瘦高个，挂金边眼镜，据说在国外读过书，又为驻华美军当过翻译，身上至今还有一股从敞篷吉普里走出来的风流味，动不动就打一个响指，好像在日本召妓或者在菲律宾赢了台球。这一天是他的英语课，我前座的一位同学有些拘束不安，被美军翻译发现了。对方过来检查他的课本，发现是一个冒牌的旧练习本，便生气地叫他站起来，问他为什么没有书。他支支吾吾好一阵，说自己没有钱交学费。美军翻译轻蔑地哼了一声，将练习本甩回桌上："鲁平，你不是读书的材料么！"这句话羞得我的前排同学低下头去，前额差点砸到了桌面。我是这件事距离最近的目击者，我亲眼看到了老师的眼光寒意浸骨，亲眼看见了叫鲁平的同学低着头站了整整一节课，还看见了他的裤角高高吊起，脚上冻得红肿的双脚没有穿袜子，插在一双空荡荡的红色女式大套鞋里。这位搬运工的子弟后来几天没有来学校，是班上同学凑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