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徒，非亲非故，无是无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力和精神都消耗在慢慢的回忆和等待中。等待是对速度的向往。换言之，主观和客观都为我的写作加快了速度，所以我有理由在给潘教授的邮件中自豪地写道：我相信我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稿子，希望你阅后尽快给我回音……我是说尽快：一个带着速度的词，所有的撇捺都是翅翼，驾驭着它从我们眼前一掠而过，洒下一路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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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教授的回音姗姗来迟，而且严格地说，不是回应，而是报丧：潘老寿终，希望我去参加追悼会。我突然有点害怕，担心是我的稿子——顾老讲的故事——把他气死的。话说回来，如果确凿如此，我更应该去追悼。我没有选择，惴惴不安地前往。

果然，潘教授告诉我他父亲正是在看我稿子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他以一贯的口吻，文质彬彬又带着思辨的色彩对我这样说：

“毋庸置疑，你的书稿是直接导致我父亲去世的诱因，但不见得一定是被气死的，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七天，其间多次想开口说话，终是一语未破，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的。这也符合他的身份，带着秘密离开我们。”

我感到无地自容，像害死了一个婴儿，不知该如何谢罪。

潘教授非但不责怪我，反而主动宽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书面语言：“对一个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临的课题，甚至一个突发的喷嚏都可能让他走。你起的作用无非就是一个喷嚏罢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父亲唯一的子女，父亲走了，我可以代表父亲向你承诺，我们潘家人决不会追究你什么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为你立字作据。”

之豁达，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我便讨好地向他表示：顾老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可以尽管指出来，我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

错！没这回事。根本没有。潘教授明确告诉我，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不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需说。”潘教授说，“我相信父亲的功过组织上自有定论，个人说什么都是白说，没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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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那代人的最后一个逝者，追悼会开得是足够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职的特别单位七〇一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报纸上刊登了讣告，来吊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相当一级的领导，把规模和规格一下子扩大了，拔高了。

追悼会持续三天。第一天来参加吊唁的全